成朴·1996 战 争 的 故 事 奕豹先生在《联谊通讯（４８期）》中《兵的传说》中记述了两个关於德国潜艇 水兵“团队精神”英勇无畏的故事。这里，我想讲两个有关另一方面的“战争的故事 ”。 一 希特勒展开“海狮行动”时，德国空军迅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英国的皇家空军 在强大的德国空军的连续打击下，战机和飞行员的数量迅速减少，很快就显出了“颓 势”。英国尽快招募了大量的年轻飞行员，准备为保卫祖国与德国人进行一场空中的 血战。 这时，ＯＲ小组（英国军方的高级顾问小组）中的两位生物学家，根据他们对野 外生物的观测经验，预测到决定空战最后结果的将是新飞行员的存活律。在他们的建 议下，新飞行员的课时没有减少，要求没有放松，基本的飞行训练也没有减少。在德 国飞机大肆狂轰烂炸英国首府伦敦、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数量减少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情 况下，英国仍挤出不少战机在后方训练新的飞行员，和坚持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包括机 场在内的军事设施上。为此，英国军方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第一批新的飞行员上天后，大部份第一次就给打下来了。於是英国空军很快改变 战术。当德国机群来袭时，首先派英国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上天与德国的护航战机周旋 ，只图阻延德国机群和干扰其空袭计划。二十分钟空战后，德国的护航机因燃油问题 而不得不返航。这时加杂了大量新手的英国战机群便猛扑没有战机保护的德国轰炸机 群。一旦英国新飞行员的飞机受伤，便立刻撤出战斗；皇家空军那时的宗旨是：人比 飞机宝贵－－飞机是可以替换的，而人是无法替换的。果然，实践证明，经过了几次 空战后，新飞行员便成长为“不死”的老牌飞行员；进而，飞机的存活律也渐渐提高 了。 与此相反，骄横的希特勒要求德国机群不仅轰炸英国的军事目标，而且大规模轰 炸英国的大城市，以此在气势上压垮英国人。目标的无限扩充使德国优先扩充轰炸机 群而相对减少了护航，使德国的飞行员疲于奔命，使大量的有经验的飞行员白白损失 在英国领空和英吉利海峡上空；而大量新的德国飞行员使德国轰炸机群的存活律极剧 降低。此销彼长，一年以后，飞行员的数量问题（而不是飞机的数量问题）使希特勒 捉襟见肘，不得不停止了“海狮行动”。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机动灵活的战机是日本的“零式”。“零式”火力猛烈，没 有装甲，以攻为守，很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战争之初，“零式”如狂飙一般横 扫半个太平洋。 然而，随著战争的发展，“武士道”的弱点暴露出来：“零式”赤膊上阵，不用 航炮仅用机枪便能轻易打下来。在中国的“飞虎队”陈将军首先发明了一种新的空中 战术：美国飞机速度慢，转弯不如“零式”灵活，所以在传统的空中格斗中总是把屁 股亮给“武士道”；但美国飞机装甲厚、马力大、升空高；陈将军的把戏便是开战前 飞得高高的，开战时一个俯冲下来，机上三、四挺机枪、航炮一齐打；然后拼著挨几 下爬上去，再冲下来；这样便总能让“武士”们“成仁”。后来，美国飞行员管与“ 零式”的空战叫做“打火鸡”。 日本的航空母舰有同样的特点。同样的吨位，日本的航空母舰能装更多的飞机、 弹药、人员；然而，它们的隔离舱板很薄，几乎没有“损伤控制”的能力。所以在中 途岛，美机一个俯冲轰炸，日本的航空母舰便起火、暴炸。战争中，日本皇军并不“ 迷途知返”，反而以这样的军舰以同样孤注一掷的方式去“偷袭”第二次、第三次； 反而以这样没有装甲的飞机装满弹药，由活人驾驶去撞击满是炮口的美国军舰。可见 ，“神风攻击”不仅是极为残忍的，也是十分愚妄的作战方法。 反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总是“纳粹”“武士道”这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政治思想过硬”的军队首先取得惊人的战果。然而，当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郊外， 斯大林格勒城中，北非的沙漠深处；或是日军冒险攻击中途岛，或置身于太平洋孤岛 ；身陷绝地，他们再怎么样“英勇”、“悲壮”、“不惜玉碎”、或是“团队精神” ，也是无用的了；恰恰是他们领袖常拿士兵生命去赌博的“英明”指挥和他们个人愚 妄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葬送了他们自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祖国；最初 的英勇胜利，成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和对平民百姓的屠杀 ，更使纳粹军队和日本皇军的“爱国主义”，残忍而血腥。“纳粹”精神和“武士道 ”精神的失败，乃是人类的福音。 奕豹先生以其德国潜艇水兵的故事，来赞颂“在我们人类除了爱情，还有一种叫 做‘团队精神’的，一样暖人，如火”。但我不忘记这些水兵的所杀戮的，正是他们 人类的同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潜艇，不仅主要攻击商船制造恐怖，而且只 要时间允许，便要浮出海面，将落水待救的海员，一一用枪打死。潜艇水兵之间的“ 友爱精神”和潜艇整体的“牺牲精神”越是“感人”，我对人类道德律的忧虑便越是 深重。令我稍感欣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人 的价值”在那个“人命最践”的年代，仍在冥冥中起了作用。 人怎样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地活著。我但愿人类不再以狭隘的“团队精 神”和愚妄的“爱国主义”去重演那段历史。我相信每个民族具体的幸福，高于任何 神圣和抽象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 走进在纽约的“航空母舰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厚重的战机，据说这 种战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重、马力最大、装甲最厚的空战机，是美军在太 平洋战场中、后期的主战机。旁边，写著这种战机与“零式”的空战总记录比： 一：五十 但愿这个数字对我们有所启迪。 成 朴 于一月四日 ☆ ☆ ☆ 【附】 战争和爱－与成扑先生聊天 弈豹 象我这种玩文弄字故作风雅的好事之徒一玩到人类相斥相引的最高表达形式－“战争 和爱情（包括性爱和友爱）”时，往往就沉不住底气而走火撞车出洋相。这回是一头 栽进了屡有前车之覆的险区：在“匪徒”或“坏人”中是否存在可以肯定的爱？ ******************************** 我的关于德国潜艇水兵之间“友爱精神”的故事（联谊通讯４８期）使成朴先生对“ 人类道德律”产生了忧虑，而且这“友爱”越感人，他的忧虑便越深重（联谊通讯５ ２期）。 我想起了１９６５年在莫斯科大学发生的故事。中国留学生拍案而起与讲解《静静的 顿河》的苏联教授对著干：叛变革命沦为白匪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与阿迪西里亚的爱情 毫无价值，他们的生离死别不值得同情，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洛霍夫是在误导 劳动人民。不同的是，那时衡量人们情感的尺度是阶级。 如果单纯用“战争的正义”来衡量战友间“友爱精神”的价值，在“公婆都有理”或 “春秋无义战”的情形下，那就取决于谁来定义“正义”了。 在美国人看来，潘兴将军１９１６年率第八骑兵团深入墨西哥追剿“潘乔．维拉”匪 帮是开拓文明，属正义之战。因此在美国史书中，潘兴对其部下“不正规”的战斗方 式“带著一种宽容的微笑，笑声中流露出隐藏著的骄傲”。但在匪徒一边，墨西哥人 尽管输惨了，他们仍视潘乔．维拉为民族英雄，视潘和其卫队长胡立奥．卡德纳斯上 校令死不屈奋战到底共同赴难的“兄弟友爱”为“民族精神”而广为传颂。 即使在人类历史上唯一能被“正义”定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也并不用“法西斯 或反法西斯”的尺度作为检验“爱”的唯一标准。在沃克的《沙漠之狐－隆美尔》、 在萨拉蒙的《大西洋灰狼－邓尼茨》和费南斯的《珍珠港攻击队指挥官－渊田美津雄 》等书中都报导了在轴心国的军人中同样存在可以肯定的情感。读者好象并不就此对 “人类道德律”而忧心仲仲，或者认为作者是在宣扬集中营、焚尸炉和南京大屠杀。 爱就是爱，如同她不应按阶级来划分一样，也不应由于她存在于敌对一方而予以贬低 。 日本驻立陶宛外交秘书为成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那是爱；影片《辛特勒名单》的主 人公竭力保护犹太难民，那是爱；在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德国人（或日本人或意大利人 ）拼著性命相互伸手拉一把也同样是爱。看完历史记录片《二战：欧洲空战》，当字 幕打出“谨将此片献给在二战中丧生的英国美国法国波兰捷克和德国飞行员”时，你 不由的有一种更宽宏更深沉的感觉。 在战争中使人们忧虑“人类道德律”的不应是爱，而是屠杀无辜、强奸妇女等战争暴 行。 然而战争暴行同样不会仅仅只与“匪寇”结亲而与“王师”绝缘。苏军第三突击集团 军的坦克分队在雷巴科夫中校的率领下血洗了德国东部城市本兹劳，阉割男人强奸妇 女；美国第七舰队海军陆战队下士皮尔逊在上海坐车不给钱，一脚踢死三轮车夫臧大 咬子；尽管他们是战胜法西斯的盟军，尽管他们的暴行未能被绳之以法，但他们与法 西斯战争罪犯一样都逃脱不了历史和道义的谴责。 谴责战争是谴责发动侵略的战犯和屠杀无辜的暴行。如果以战争本身的残酷来谴责另 一方，那就象澳洲部族人用的飞去来器，飞了出去，又回到了自己脚下。 ５０年前纽伦堡战犯庭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义正词严的指控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官邓尼茨 残酷使用“无限制潜艇战”（即攻击敌国所有舰船，包括非武装的商船和民船）。邓 的律师弗勒克斯纳一句话没说，递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给美潜艇《鲐鱼号》艇长格兰佛中校“无限制潜艇战”命令的复印件，杰克逊也一句 话没得说，法庭即刻休庭，并再也没有为此开庭。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３日，美潜艇《海神号》在日本近海浮出水面以２００英尺之近距 离用舰炮和双联防空机枪攻击一艘不到１０００吨的拖网渔船。１８分中内扫射了３ ９排三英寸舰炮炮弹和６７５梭０．５公分机枪子弹。艇长科克佩屈克中校意犹不足 ，并让在底舱的水兵轮流登上甲板来观赏严惩日本渔民的壮观，因为他认为这将极大 的提高水兵们的士气（ｉｔ ｇａｖｅ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ｂｏｏ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读到这种文献时，我 不知道是应该“忧虑”呢或是感到“欣慰”。 当然成朴先生的立意无疑是正确的，即人们在“爱”时不要忘记“人类道德律”。但 这实在难以指导现实，因为要将爱与战争是否正义联系起来，那需要有超越历史回头 看今朝的本事。 当前田中佐来不及加油，带著只有单程油备的俯冲轰炸机从“飞龙号”航母的弹射甲 板上升空时；当阿贝克洛比少尉在第八鱼雷机中队全军尽墨时，仍架著那最后一架没 有护航最大时速只有１６０哩的ＴＢＤ鱼雷机，冒著零式战斗机和舰炮的致命弹雨， 绝望但坚定的飞向日航母“赤城号”，飞向指定投雷点；他们那时的情感升华很难用 “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来区分，或用“伟大的”或“愚妄的”来定性。 我还是相信当Ｕ－４６艇的水兵卡尔在茫茫黑夜一片波涛中握住同伴伸过来的手时， 他有的只会是滚烫滚烫的感觉，而不会有任何“狭隘的”或“不狭隘的”想法。 ************************* 用正义的、或阶级的、或“好人坏人”的眼光，或用“人类道德律”来苛求人们，那 将不会有爱，有的倒可能会是战争。人们需要爱，因为这是唯一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的 情感，她予以人们面对现实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 看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情节早就给“串”了，但那首主题歌及其动人的旋律 总时不时的如海潮轻轻涌来，滋润著我的思绪： “投入的爱一次，忘掉自己， 投入的爱一次，你别犹豫。 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 １９９６．４．２于蒙特利尔 ☆ ☆ ☆ 战 争 和 爱 －与奕豹先生聊天 我完全同意奕豹先生的观点：“爱就是爱，如同她不应按阶级来划分一样，也不 应由于她存在于敌对一方而予以贬低。”可惜，在人类的战争中、宗教审判中和政治 运动中，敌对一方的爱、价值和存在都被贬到了“无”的地位。回顾历史，我看到： 对自己一方狭隘的爱的无限捧高，在宗教、主义、国家、荣誉和其它形形色色神圣的 旗帜下，曾造成过我们人类多少苦难！可惜这样的狭隘的爱，仍在今天左右著我们人 类的命运。 如果每个人都把当个好妻子／好丈夫、好朋友、好儿女、好父母、好同事、好邻 居和好的自然之子──做为他／她人生的最高目标，如果每个人都用他的良心平等地 待它人，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参透那些形形色色神圣旗帜后的真实目的，如果人类能够 真正地珍惜和享受他们的生命，如果人类能够意识到他们具体的幸福，高于他们任何 神圣和抽象的旗帜、神喻和主义……我相信从此我们人类的苦难，会减少许多。 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曾经向我说过，她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爱她和她 所爱的人们感到快乐”。这句话象明灯一样地照亮了我的生活。现实的生活是复杂和 纷乱的，但很少有哪面神圣的“旗帜”或“主义”能够经受住“个人的良心”这一简 单的判剧的；相反，总是有人要利用那些神圣的旗帜和主义消灭人民心中他们良心的 声音。所以，我坚信个人朴实的良心将是黑暗时代中全人类的不灭的明灯。 一个以“良心”看待它人的人是很难去发动一场战争的。一个以“良心”看待它 人的人是很难去灭绝其它的种族的。没有“良心”的“爱”便是残缺不全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中的盟国无疑也有许多战争的暴行，如奕豹先生所指出 的那些事例；我个人更以为许多针对平民极为血腥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是没有必 要和完全错误的。战争本是全人类的不幸，所以我们人类的“战场英雄主义”，还是 越少越好－－我但愿它只有在“纯自卫”的情况下才存在。然而，我们无法否认日本 和德国，是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侵略者、种族灭绝和奴役者。（从战前对波兰的括分 、对芬兰的侵略和战后对东欧、东亚领土的括分上，我不认为苏联是个乾净的受害者 。）奕豹先生谈了许多盟国审判轴心国的例子；我想问的是如果日本和德国是“二战 ”的胜利者，他们会不会审判我们？他们又会怎样地审判做为的战败者的我们？他们 曾经怎样地审判和灭绝他们自己的公民？他们是怎样地处置他们之间撤退中受伤和立 场稍有动摇的战友？他们曾经怎样地对待敌国的战俘和平民？他们又要怎样统治世界 ？战后五十年来他们又是怎样地审判自己的呢？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 ”，包括他们的“爱”，也是畸形和狭隘的。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人类再次饱尝了战争 的血腥和苦难，也使他们自己走向命运的深渊。仅以奕豹先生例举的德国潜艇水兵为 例，战争之初，德国潜艇曾经肆虐一时；然而随著战争的发展，随著声纳、雷达、无 线定向、反潜飞机、反潜鱼雷、深水炸弹和潜艇反潜战术的发明、提高和完善，战争 最后一年被击沉的德国潜艇竟然比被它们击沉的水面舰艇还多！是什么样的精神驱使 著他们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和制港权的情况下盲目出击搞自杀性攻击的呢？是什么 样的目的驱使著他们去坚持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不义战争？是什么样的“爱”令他们的 妻儿当孤寡？是什么样的“爱”送他们更多的兄弟当炮灰？我不想过多地贬损德国水 兵之间的那种爱了，但我觉得那种爱尽管真诚──却是这样地狭小和无力，因为他们 自己就在一条错误的船上。我看那时的德国人日本人在“爱”上的悲剧正是对“爱” 的真正涵意思考得太少了，而不仅仅是他们受了希特勒和天皇的骗──我相信在那个 时代里做为一个德国人或日本人的最真诚最负责和最崇高的爱国主义便是：反战、反 对战争名义下的暴力、和尽早地结束战争，以避免和减少一场本民族的大灾难──少 数这样地为正义而献身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才是那场战争中真正的民族英雄。 因人不能和不敢把自己放到他的对手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人，“己所不欲”，常施 於人。人类由此在不同的利益中争斗，人类由此被不同的神圣所欺骗，人类由此在不 断的苦难中挣扎。一个苦难的国度也是一个“圣人”和“英雄”们辈出的国度。 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件事当我们仰望得越久，思考得越多，它们在我们心中 所引起的敬畏便也越深──这便是无穹的苍天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正义并非某些 写历史的人的宣称，正义乃是我们每个人良心中的那杆秤；我们的各种“爱”与“恨 ”，常须要放上去称一称。我相信唯其如此，我们人类才能有真正进步。 五十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我们中国人只有在一切崇高的理想破灭后才开始 比较脚踏实地生活，才开始拥有比较好的生活。这里的心酸有谁知！ ☆ ☆ ☆ 为力刀先生辩白两三言 成 朴 读了上期钟虢壬先生《力刀先生究竟要什么样的情感？》之文，如鲠在喉，不吐 不快。 一 张志新家属所受的遭遇，正说明了“落井下石，众叛亲离”是我们民族整体的重 大悲剧。“断情绝意”尚不足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仍不算站稳立场，在中国成为 “罪人”和“罪人家属”的痛苦，真是如入地狱、无穷无尽了。鲁迅小说《药》里夏 俞的三叔公告官，恐怕不仅是为着三十块银洋，只怕更是为了“自保”－－连阿Ｑ都 知道那是“满门抄斩，‘嚓！’”的罪。朱元璋夷了不肯为他写诏书的方孝儒的十族 （亲友加学生老师），辗转牵连，江南方氏纷纷改姓“六”以辟祸；饶是如此仍有许 多“六氏”全族被冤杀；由此开创了长达六百年的“文字狱”的风源。雍正年间一个 举人因写了错别字而个人杀头全家流刑竟然还要上表谢恩。在中国实行了三千年的“ 保甲”制度下，一人获罪，邻里牵连縻系。建国初“胡风”一案，不仅牵连了“九族 ”、“十族”，还牵连到同事、文学崇拜者、通信者、通信者的通信者、通信者的亲 友及学生……，甚至到一般的读者身上，全国为此案而被逮捕的达几万人。所以，从 我们的民族历史上看，“十年文革”的荒谬仅仅是把这样的“国粹”“无限地扩大化 了”，从而树立了过宽的打击面（违反了毛主席“每次只打击５％”的“正确路线” ），从而断送了如今天北朝鲜式的统治路线…… 而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没有“委 屈求全”、“择枝而栖”、“落井下石”、“众叛亲离”、“反戈一击”、“混水摸 鱼”、“斩草除根”等等这样的因素，辗转牵连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式的暴政也是 难以实施的。由此，我赞同力刀先生的以下观点： －－“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是现代社会我们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水 准低下的表现！张志新女士前夫，那位女青年家人及我们众人可以把这一切推到中共 头上及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我们民族人性的扭曲和泯灭，以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 ，但正视现实深刻反省一下，从更深一层民族文化角度讲，几千年来所标榜我们至今 仍常挂在嘴上的所谓“宁死不屈”，“大义灭亲”等等封建社会信条，不正是我们对 待归来战俘，服刑亲属种种不人道行为的文化背景，一种对人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基 本人性扭曲和泯灭的根源吗？” 另外，钟文中说－－“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中，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呢？又有多 少人是仗义直言的呢？在十亿人中，这个数字是少得可怜的吧。”－－我同意后者， 却不同意前者。中国现代的数次暴政，如“大越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 ”，绝非一般人民的意志－－这样的暴政一开始便强烈地违返人民的意志；一般人民 自始便是受害者。如“人民公社”运动压迫和损害中国农民达二十多年之久，中国农 民也以“消极生产”的方式反抗（实际上是慢性自杀）达二十多年之久。中国人民的 一大缺点，便是“怕事”，由“怕事”而听命于暴政，因听命于暴政而总被“运动”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长期绝对顺从暴政的必然结果。张志新一家的遭遇， 正是我们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唯有这样萎谢的民族，才会那样地处置他们的忠诚儿 女。我愿我的人民早日挣脱“怕事－多事”的怪圈，永远不再辗转牵连－－做一个在 他们的统治者面前也强壮的民族。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花费了大量金钱与人力。十八世纪 中叶北美殖民地垦拓者入侵法国在北美殖民地（密西西比流域的俄亥俄平原），由此 引发了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全球战争。战争历时七年，以英国的胜利告终，北美英 属殖民地得以继续生存。七年之战，使英国的国债增加了一倍，使英国本土的税收增 加了两倍；相比之下北美英属殖民地的税收微乎其微，如战后１７６３年英国在北美 的税收仅为一千九百英镑，而为税收官员支付的工资却有七千六百英镑。更令英国担 心的是北美人民的无法无天：税收官员不敢征税；英国政府有令无行；北美人民公开 走私；北美殖民地的议会立法规定独独英国委派的总督只能从它们那里拿薪水，年薪 从一便士到几千英镑－－视该总督的“合作态度”而定；特别令英国气愤的是战争中 当英国海军付出巨大代价切断了法属、西属美州殖民地与欧洲本土的联系时，北美英 属殖民地却趁机利用战略物资大发走私财。战后，英国试图让北美分摊部分在北美的 军费和行政费用，和整顿北美行政。然而几次加税的努力在北美人民的激烈反对下均 告失败，北美人民和殖民地议会同仇敌忾，英国不得不屡次自毁其令；最后，英国为 象征对北美拥有主权，只保留了一项税收－－茶税；就是这项征收不到１０％的茶税 ，成为日后美国革命的导火线。北美人民不仅对英国政府狠，对本地政府也狠：美国 的建国原则为洛克“民权论”和其它现代民主启蒙理论，即认为个人的良知（the com mon sense）高于政府的权威，认为任何当权者永远有腐败和滥用权力的邪恶倾向，故 要“三权分立”，故要用民主与法制最大程度地限制当权者的权力；《独立宣言》上 对英国国王的数项指控实际上也是革命新政府头上的“紧箍咒”；革命刚一成功，华 盛顿的部下便纷纷起事，新政府不得不尽快承诺《人权宣言》，罗列十数项政府不得 侵犯的被统治者的权力，规定自由－－除非已被立法禁止－－便是合法的。一百年后 ，美国政府允许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方带着防身的家伙回家，没有迫害任何个人，尽 管那场内战十分残酷和血腥。两百年间，美国政府面对它的有权带枪自卫的被统治者 们，一直比较小心。 我这里无意鼓吹无政府主义；我认为强劲的人民，以理性为利器，以和平的方式 ，最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相反，历史的经验告我们，一个懦弱的民族被压迫久了，很 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不是“桀雄乱世”、“痞子革命”，便是“断头台党”－－ 这样的结局，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双方，都是最为悲惨的。 我更不认为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受害者家属，应为历次民族浩劫中受害者所受的 苦难负责。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六四”的血腥镇压，原凶本是当权 者，而不是象《第三只眼》所言那样是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受蒙蔽的群众和希望中国 加速进步的学生。然而，我也看到，正是我们人民的软弱、对“救世主”的企望、和 “事不关己”式的（有时甚至是“看杀头”式的）冷漠，是中国当权者“为所欲为” 的深厚土壤。在今天西方，人民总是从坏的假设出发看政治，常常微小的案件便能引 发全国性的“轩然大波”－－这正体现了有上百年民主史的西方人民的睿智：“防微 杜渐”－－对人民大规模的迫害均是由对个别人的个别不公正开始的。相反，在中国 ，受害者周围的人的态度常常令人觉得十分寒心。 从南宋以来直到“文革”，除清朝略胜于明朝外，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登峰造 极地专制、腐败、昏庸，一次次民族陷入浩劫－－难道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什么问 题？难道试图发掘一下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便是按钟文结尾所说的大逆不道和想当“蓝 眼睛黄头发的白人”？我相信钟先生所说的人是有的；但我不相信所有试图发掘一下 我们的民族劣根性的人都如此；我更相信许多过去和现在忍受痛苦做着这一工作的人 们将会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灵魂。中国的历史中，记满了君子“大义灭亲”，女人“ 殉夫守节”和小人“卖主求荣”“卖友求荣”的记录；建立在封建宗法基础上的传统 亲情，本来就有许多残酷和虚伪的糟粕，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所记；今天 “赤裸裸的金钱”和色情关系，正在腐败和专制的协助下，重写我们的民族文化；于 此，我不知仍鼓吹“西人重利我们重情”的民族自豪感，有多少真实性。 这里，我记起了一首八十年代初诗人公刘写的悼念张志新的诗： 要作人便必需学会说谎， 想一想总不免痛哭一场： 哭自己精神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里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勇敢要坚强要重新作人， －－这一次干脆把眼泪流光！ 以此来记录那一段历史和悼念我们民族的那位勇敢的女先知。 二 “文化大革命”过去二十年了，重谈那段民族史，是否有必要？的确，每当想起 那一段苦难、狂热、血腥、和愚味的民族史，我的心便不免抽动。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吗？ “文革”是一场空前（但愿绝後）的权力运动。那么甚麽是“权”呢？中文中的 一个“权”字，英文中至少有四个词与之对应，即：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 ＰＯＷＥＲ为主动施于人的权，如“权势”的“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如“职权 ”的“权”。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如“产权”的“权”。ＲＩＧＨＴ为被动的、最基 本的权，如“人权”的“权”。一个“权”字竟然有这麽多层意思，我不禁要为有五 千年“权谋”史的中国文化汗颜了。 与其它“权”相比，ＰＯＷＥＲ更有“威”的意思，如“威加海内”。我感到“ 文革”本是一场“人威”践踏一切其它权的运动。一个政府如果持续地搞专制独裁腐 败愚民，持续地镇压不同意见，甚至于持续地违犯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便是“政威” 压迫“政权”。当今海外众多的民运组织，民主理念上无甚差别，仅仅因为“领导权 ”的分岐而不能走到一起－－建立一个民主的机制以民主的原则运作，可谓重“威” 轻“权”。从《华夏文摘》的几篇回国见闻来看，我感到现在的国内，是“财威”压 迫“财权”。如果长此下去，山转水转，总有一天，中国又要回到“人威”压迫“人 权”的时代。今天，从各个角度思考和检讨“文革”和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文化－ －应是我们每个有感情的人的历史责任之一。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试图以一个人的思想带替全民族十亿人的思 想。今天，反思文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力对那一段历史做独立的思考？而钟先生 仅因在一个问题上“比力刀先生更了解张志新女士一家的言行”便教别人“免开尊口 ”；便质问别人“懂不懂什么叫‘文责自负’？”便“请力刀先生扪心自问一下，在 那个年代里，您在做什么？再请力刀先生想一想，您的文章伤了多少中国人的情感？ ”甚至问“力刀先生是何居心？”、“力刀先生‘情感’何在？”；从历史档案到动 机感情全问到了，全然不顾力刀先生全文的着眼－－是不是有些“革命小将”的文风 。但愿钟先生“绝无对力刀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之意”，允许别人把话说清楚，允许大 家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一下我们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至少，不要认为别人着眼点不同 便是不重感情不了解历史的动物。 但愿“文革”真正成为一段历史。 望钟先生赐教 六月二十一日草草 ☆ ☆ ☆ 理 性 文 明 的 现 代 黎 明 －－简介自然权力说和民权论、及其与现代中国 在一切崇拜上帝的欧洲中世纪，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 “人掉了一根头发－－这是不是上帝所决定的？” 按那时的经典解释：“是的！不仅如此，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上帝的意志。”然 而这样一来，世上的万般苦难，也都是上帝的意志了？如果上帝在以此惩罚人类的“ 原罪”，那么上帝为什么用“悲惨”来惩罚那些出生在穷困中的孩子却用“邪恶”来 宠爱那些一辈子都在做坏事的暴君？如果世上的万般苦难，都是魔鬼造成的－－那么 魔鬼和上帝，谁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载？谁又是人们所谟拜的上帝呢？ 这些问题，让数代那个时代中最聪明的知识份子们，闭门苦修，始终找不到答案 。 教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明的：为维护上帝的尊严和社会的秩序，对于敢于公 开地探讨以上问题，或是敢于公开地质疑宗教的权威的人，将以宗教审判的形式，严 惩不怠，决不手软。据说今天在意大利，仍保存着近千副这种“思想犯”的手骨。教 会的这种方式，可谓“蒙昧主义”。 幸亏那时欧洲的宗教教廷野蛮有余，文明不足，蒙昧主义亦不高明，只会以单纯 的高压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否则如果象古印度那样来个转世报应论，或是象古中国那 样来个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论和入世出世论，或是象现代敝国政府那样高压之下再养一 批“后学”的大师，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唯一线索很可能会因此而中断。可以欣慰的是 ，在那时的欧洲，单纯的高压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问着越来越多的“异端”问 题。 十六世纪的欧洲，是个暴君倍出的时代，著名的如英国的查理二世和法国的路易 十四。一方面，暴君的统治使被统治者难以忍受，不得不自问所受暴政的合法性；另 一方面，暴君对权力的贪求，又对宗教权的约束提出挑战。正如“文革”对现代的中 国社会一样，假的造反派引出了真的造反派，直接导致了“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 ”的垮台。1517年，一个叫路德（Luther）的教士突发奇想，觉得上帝与人的关系是 直接的，而不是由教廷至国王至贵族至平民的统治关系。借着七十年前刚刚发明／发 现的印刷术，路德的思想首先在教士们中迅猛传播。那时欧洲大陆上的文明还十分年 轻，知识分子多为教士，对于信仰的追求仍是他们理念中最重要的东西。对教廷来说 更可怕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做为教士，与人民的联系是直接的，所以新的宗教思想 一发便不可收拾。 按照新教的思想，统治者与上帝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一如《圣经》中的“摩西十 诫”，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和遵守契约公正统治的义务。被统治者与上帝的关系也是 契约关系，被统治者有遵守公正统治的义务和按照与上帝的契约的标准检测统治者是 否公正的权力。那么，当统治者不按照上帝的契约公正统治时，上帝会不会干涉呢？ 弥尔顿（Melton）对此的回答是： 当耶拿请求上帝的裁决时，上帝并没有回答，耶拿只能凭着自己的认知行事；其 实上帝已经回答了：在上帝的最后审判以前，人们的良知便是上帝给予人们的契约。 换句话说，是人本身应为这个世上的苦难负责和尽责。 那么，什么是人类的良知，人类的良知是否靠得住呢？ 1684年，牛顿（Newton）出版了他的《论自然界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 。按照现代常规，牛顿的这本书本应命名为“论行星的运动及其它”，或是“牛顿的 力学、光学和数学”。之所以那样命名，正是科学家牛顿对以上诸多问题的回答。 《原理》研究的是天体的运动；它不仅涉足教廷所划定的学术禁区，大胆地为自 然界“立法”－－自然必须是有规律的－－而且完全颠倒了以往人们的逻辑顺序。在 此以前，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谁是对的”－－上帝，然后是“什么是对的”－－宗教 和道德，最后才是“什么是真的”－－见证。无论新教旧教，总是首先从《圣经》出 发，做不同的阐述，为着不同的目的；所以它们间的分歧永远也没有解决的时候。而 《原理》的基础，是数学和牛顿的三定律，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它们和做实验检验它们 ；只要有一个实验证明它们是错的，《原理》本身便是错的。几百年后，正是根据事 实本身，爱因斯坦修正了牛顿三定律和发展了新的数学。因为经过了这样的实验检验 ，科学往往是靠得住的。 《原理》以数学为逻辑，不仅是为了严谨，更是为了“定量”。量是区别事物的 一个重要标志，没有数学的学科便不是科学。我国孔子所言的五十步不笑百步，是不 完全科学的。中国古代“盛世”与“乱世”的区别，其实就是这百分之五十的暴政和 百分之百的暴政之间的区别。一个人道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凶残的社会制度可能会有某 些同样的弊病，但绝不能因此就等同两者。同样，中国古代《易经》的只言片语与《 封神演义》中的神话故事不算构成科学与技术。 《原理》以数学为逻辑，以事实为对象，本身就含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因为 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同样的事物，按同样的逻辑，将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因 为科学规律对于任何人，都是相同的。 《原理》更是革命性的。牛顿本人说过：上帝的作用在于第一推动。其实，按照 《原理》：上帝的作用“只”在于第一推动，因为《原理》所揭示的规律，是普遍的 和客观的，不以意志为转移－－只要上帝推动一下，一切都照牛顿的三定律办了。在 当时，正是牛顿的这句话，和他的《原理》，成为牛津大主教向英国国教指控牛顿亵 渎上帝的主要证据。不幸在几百年后“辩证唯物主义”的徒子徒孙们的笔下，牛顿却 因此成为信上帝而学有所长的“白专”科学家。 牛顿对上帝的看法，笔者没有找到什么确凿的论述，不同派别的传记作者对他有 不同的辩解。做为一个科学家，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前，在当时还是完全神秘的生命 现象得到科学的解释以前，牛顿如果对上帝不置可否，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人类 的宗教，包涵了以往的历史、道德、科学和艺术，是在现代科学以前人类文明的百科 全书，本不该“全盘否定”。也许牛顿的这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更为科学的。 在《原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自然权力说逐渐成熟，成为十七、十八世纪人 类进步的主要动力。自然权力说认为自然是完美的和公正的；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 －如果有上帝，上帝也只是通过自然的法则启迪人类，而不具体干涉人类的事物；自 然的法则是直接给每个人的，自然使人有追求正义和融入社会的顷向；自然的法则高 于世俗的法律和道德，正当的统治只有按照自然的逻辑行事。故笛卡尔名言“我思－ －故我在”－－一个人只有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感觉，不断地懂得自然的法则（包括 有关人类社会的那一部分），才能实现他的“做人”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统治中的自然逻辑呢？洛克（Locke）和卢梭（Rousseau）等人为此 做了回答－－这便是民权论。如果说自然权力说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自然 界中真实的，那么民权论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便是－－怎样对待“人”才是对的。 民权论的出发点是：首先，人人有良知和逻辑。人的良知表现在他们对人道的追 求和对人类暴行的反感，人的逻辑表现在他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和对他人处境的理解 。人的存在不能伤害到他人和凌架于他人之上，包括他人的健康、自由和财产。所有 人应该存在于一个“和谐而自然”的整体中。民权论所言的良知和逻辑，实际上是从 所有人中抽象出的良知和逻辑，是一个“自然的人”的属性，也是一个平常人正常做 人的常识。 那么，什么是人类“和谐而自然”的整体呢？为此，洛克在《民政论》里，做了 如下的假设：有生之初，有人民而无政府；人民有无限的自由，人民相互平等，人民 和谐地生活在自然中，人民以自然的逻辑为法律；因为人有无限的自由，有的人便会 触犯他人，因而人民制定成文的法律，因而人民设立政府；其实政府只是代表人民行 使职权的工具，政府的基础仍应是人民之间的良知和逻辑；人民为先，政府为后，人 民为上，政府为下；政府依据法律统治，其统治唯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为正当； 法律为保障每个人的舒适、安全和和平而设，统治不可侵害任何人的人权；决策时， 以多数人的意愿为准。 民权论产生的时代，欧洲仍然是君主专制。对于专制，民权主义者的回答是明确 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人生来便有枷索；我不知其为何如此，我只知其是否合 情和合理。那么什么是造成这种制度的根源呢？民权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认为权 力是邪恶的；统治者总有侵害被统治者的自由和利益的邪恶倾向；由此，被统治者必 须向统治者立法。民权论还主张政权和教权必须彻底分离，因为政教合一的统治破坏 了其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评估标准。洛克说：我仅问一个问题便知道了一个政府－－ 仅看它的公民有多少自由和尽了多少义务，便知道该政府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行使职 权还是役使公民。 那么，公民个人的自由会不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客观的法律是不是也有无 能为力的时候？一位民权论的执行者的回答是：是的，民主有危险的一面，法制也不 是万能的；然而不民主和无法制的危害－－因为当权者总有滥用权力的顷向－－已经 使民主所带来的危险和法制所带来的无能为力变得十分地值得。 做为一门科学理论，民权论依赖于社会实践。对民权论的最好概述，可以在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找到： ◆ ◆ ◆ “在我们人类的进程，当面对脱离祖国的决择，我们应将自己超脱于我们各自所 例属的政治关系之上，凭著自然和上帝所付与我们的良知，以平等和恭敬的态度，向 全人类说明我们决择的原因。”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一切人平等；一切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权 ，如生命之权、自由之权、和追求快乐之权。为了保障每个人的人权，人民设立政府 ，一个政府的职权只有经由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才为正当。一旦一个政府危及其被 统治者做人的安全和乐趣时，其存在已是违背其目的了；人民便有权起来更改它、或 推翻它以设立新的政府。的确，政府的权威不应屈从于不重要的和一时性的事件；但 比起行使他们更改政府的权力，人民总是更顷向于忍受错误的统治，这样地忍受邪恶 其实并无止境；直到这个政府长久地和全面地损害其被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权，直到这 个政府将压迫人民屈从其统治做为其最终的统治目的，直到反抗暴政和设立新的政府 不再仅仅是人民的权力，而且成为了他们的责任。－－北美英署殖民地的人民已经这 样地忍耐了很久了，现在，他们除了起来更改政府外已经别无选择。大英帝国在此地 的统治长久以来除了劫掠损害之外便是暴政。让我们还是用众多的事实来说明这一事 实吧！” “他拒绝接受法律的制约；而法律高于一切个人的原则是保障公众利益的基石。 ” “他禁止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总督认可哪怕是最亟需的法律；而是独览有关北美 的一切立法大权，并有意拖延有关北美殖民地的立法。” “他拒绝立法承认日益扩大的北美殖民地应有的法律地位，以逼迫北美放弃他们 在立法中的代表权；而立法的代表权正是暴君不可有人民不可无的。” “他谋求将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放在不便运作和远离其根基及档案的地方，以 利于将他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该立法机构。” “他已多次解散北美人民的立法机构，只因北美人民的立法机构不苟同他侵害人 民利益的政策。” “在如此地屡次解散北美人民的立法机构后，他长久地阻止北美人民重新选举他 们的立法机构，使北美的政治运作不得不回到民间；他置北美于无政府和无法抵御外 侵的双重危险之下。” “他有意限制这些殖民地的发展，限制人口的移入和归化，限制这些殖民地取得 新的土地。” “他有意妨碍北美殖民地的司法，拒绝有关殖民地司法权的立法。” “他以金钱和任期，操纵在北美殖民地司法的法官。” “他任命大量新的官员，来骚扰和盘剥北美殖民地的人民。” “他于和平时期，未经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同意，擅自在北美殖民地的和平居 民中间派驻大量军队。” “他试图以军政统治北美殖民地的民政。” “他勾结它人，将它人的立法机构强加于我们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批准该立法机 构以下诸项非法和虚假的立法：” “－－以军队来镇吓我们；” “－－以假的审判来维护这些军队谋杀我们的非法权力；” “－－切断我们与全球的贸易；” “－－不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争税；” “－－部分地剥夺我们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力；” “－－让我们到远离殖民地的地方去受审；” “－－在我们的邻邦以政府的意志取代保障公民自由的英国法制，并有意扩大该 邻邦的疆界，以此为例试图将我们置于同样的压迫之下。” “－－终止北美殖民地的与英国国王的契约，终止北美殖民地最重要的法律，彻 底改变北美殖民地的民政。” “－－终止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在它的立法中以它的意志来代替我们北美殖 民地人民的意愿。” “他以武力颠覆北美殖民地的民政。” “他劫掠我们的船只，抢劫我们的海岸，焚烧我们的城镇，屠杀我们的人民。” “他以外国的雇佣军来加倍他的破坏，他的已经开始了的破坏工作空前野蛮和残 暴；因此，他再难被看成是个文明国家的统治者。” “他强迫在海上被他劫掠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拿枪与父兄友邻互相残杀。” “他企图挑起北美殖民地内部的暴乱，并企图利用野蛮的印第安人来不分年龄和 性别地屠杀边境上的北美殖民地人民。” “在每一轮新的暴政前我们都曾以最谦卑的方式请求过，但每一轮请求带给我们 的只是新的一轮伤害。所以，我们的经历已经证明了眼下的这位英国国王是暴君；而 一位暴君怎能来统治我们自由的北美人民。” “我们也未曾忘记我们的英国兄弟：我们曾警告他们将他们的立法强加于我们的 危险；我们曾提醒他们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海外环境之中；我们曾请求他们用宽容 和良知来理解我们；我们也曾恳求他们不要让暴政来割断我们间的亲属关系。不幸他 们听不到他们良知和亲情的声音。所以，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宣布我们对待其它以 武力反对我们独立的人的标准－－在战时，我们是敌人；和平后，我们依然做朋友。 ” “我们，所有北美殖民会议的代表，凭我们全体的良知和判断，按照北美各殖民 地人民授与我们的权力，特此郑重宣告：北美各殖民地从此联合为一个独立的合众国 ；各殖民地从此割断与其母国英国的一切政治、道义与法律上的联系；做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该国对其它国家拥有发布战争、缔结和约、结成联盟、进行贸易等一切外交 全权。为此，我们北美诸地的人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名誉向相互谨 此宣誓。” ◆ ◆ ◆ 可见，在当时美国人民的心中，人的价值和自由是第一位的。英王的主要暴政已 经不是直接的烧杀劫掠或是贪污腐化，而是对“自然而合理”的统治逻辑的破坏。 自然权力说和民权论，做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学说，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几乎 没有知音（除了孤独的严复在晚年的寂寞里曾为它呼喊过几句），且一直是政治上的 失败者。科学在中国，也一直被当做是使祖国强大的工具，为国争光的旗帜，和新式 科举制度中的新教条；科学本身的事实性、逻辑性和定量性，并没有在中国生根。今 天中国继续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争论“姓资姓社”，坚持“党的领导”，否 定本国的“阴暗面”，或是搞“民族主义”，占据我们中国人思维中第一位的，仍然 是“谁是对的”。今天“国情”一说，不仅否定了自然而合理的统治逻辑在我国实行 的可能，而且自将我中华民族的广大老百姓，划为社会科学上的“劣等民族”。 中国这一个世纪所热衷的，是马列主义和其它形态的强权政治。如果抛开马列主 义要求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仅将《共产党宣言》的诸项政治诉求列成清单，它们即 为：消灭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消灭民族的差别，消灭剥削和贫困，人类大同； 实现社会民主、社会公正、地方自治和民族自觉；保障个人的人权和尊严，实现社会 教育、社会平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和运动，中国 向它的老百姓实行过几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呢？相反，倒是在重视民权论的西方资本 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反而实现得更多一些。反观这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 ，我感到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为国家强盛所作的牺牲和所流的血泪实在是太多了，但我 们的国家总是“欲强”而“不强”－－我感到我们中国的症结，正是太轻视做为被统 治者的价值了。 今天在中国坚持的马列主义，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理论：生产力决定一切－－ 人民被独裁和受不到教育乃是因为他们生产力落后，所以只配继续被独裁；被独裁的 人民如果要民主和向往教育，只有老老实实地先发展他们的生产力。 《资本论》的第三卷，不象是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更象是反映当时英国工人悲惨 处境的报告文学。从十九世纪到如今，生产发展了上千倍，如今中国工人和农民阶级 的处境，仍与彼时英国无产阶级的处境相去不远，而老马如果再生于当今的中国，恐 怕连一张写《资本论》的桌子，也找不到了。中共以党贪污的方式重新开始私有化， 于国家于民族于法律于道德上都是极为非法的，却要到马克思的理论里去找合法的根 据。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一百五十年来的最大悲哀。 从宗教到科学到人权，理性文明－－也许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为此我 认为自然权力说和民权论可能仍然对中国的未来很有意义。 成 朴 九六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