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朴·1996 关于民主的一点对话 －－以下为成朴致《北京之春》的一封信，由祥子、成朴为之展开对话。 尊敬的《北京之春》编辑部 　　您们好！我是一位你们忠实的读者。 　　两年前，在极度的苦闷中，我以“唐山”的笔名，在《华夏文摘》上发表了《“ 六·四”反思录》。（寄出是八月，发表于十月刊ＣＭ９３１０Ｃ上。）从上期的《 北京之春》上，我看到大家开始对那场运动做系统的反思，深感欣慰。这里我要谈一 下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 　　我的那篇文章，是在苦闷中写的。其间，对少数“六·四”领袖人物的责难，很 可能过重。但是，“六·四”（及民运）的领袖们，是不是应有比较宽广的胸怀？西 方民主国家的政府要人，总是被别人无端地被人造谣和谩骂，而能“泰然自若”。他 们甚至没有权力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洗刷罪名：因为有没有这样“忍辱负重”的胸 怀，是一个民主制度下政治领袖人物的基本功。『１』 　　上期花了一些篇幅，介绍柴林同学在那时心情和说那些话的背影。做为一个“四 ·二七”游行写过遗书的参加者，做为一个整个学运的参加者，做为一个“对话”的 期待者，做为一个“绝食”的反对者，做为一个六天每天全时在安全线和运输线上工 作的纠察队员，做为一个对运动前途的深深忧虑者，做为一个军车拦截者，和做为一 个屠城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上百人倒在血泊中）我又何尝没有那种强烈和绝望的心情 ？！我想，那种心情是属于每一个带着真心参加过游行和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而那 种心情那种环境，不正是我们“绝食”行动本身所造成的吗？！所以对柴林同学：做 为她个人，我百分之百地同情和理解；但做为一个民运领袖，我百分之五十地不愿原 谅。『２』 　　请将以下话转告给昔日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 　　“亲爱的同学们，请理解我对你的批判。有时，历史是无所谓‘对和错’；历史 是只有‘真和假’的。而且，你们所犯的错误，是个历史的错误；那个错误是每一个 参与者都犯过的。我自己，甚至是在道德上，也是大大地有懈可击的（比如把我不喜 欢的‘激进派’，贴上‘政治疯子’的标签；比如上街对北京的老百姓讲‘要用我们 的血肉，筑起一道新的长城’，而自己却在当时和现在苟且地活着；比如我也可能把 一些道听途说的事，当做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我的朋友听）你们并不是一个历史中 的‘孤家寡人’；与你们一起上审判台的，有许多人，包括我。” 　　“希望你们能坦然地面对历吏，坦然地检讨自己；把你们自己的教训和经验，无 私地提供给历史和后人。” 　　“请记住：历史对于被审判者，往往是不公正的；但对于那些审判者，从来都是 公正的。” 　　“在生物学上，如果给一只猫做电击实验，几次电击以后，那只猫会主动地避开 电棒。只有伟大的人类，才会产生富兰克林那样伟大的电工。我希望经过‘六·四’ 的震痛以后，我们仍然属于富兰克林的同类，而不是猫的同类。” 　　“保重！自重！” 二 　　我的那篇文章，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虽然，一些人看后免不了感到“ 受了伤害”。我们的民族经受了那么一场惨烈的悲剧，六年之后，如果我们仍不能坐 下来摊开事实，解剖自己；如果我们仍继续“神化”自己，我想：那样的话“六·四 ”是真的错了。历史是无所谓“对和错”的；历史中有的只是“真和假”；历史的“ 真和假”弄明白后，“对和错”也就明晰了。『３』 　　中共在“六·四”中的一个错误，就是绝不公开承认错误；血腥和暴行，不过是 它为掩盖第一个错误犯的后继错误。希望“民运”绝不步中共的后尘。希望我们留给 后人的，是一段坦白的，清楚的，不被政治功利和个人荣誉所扭曲的历史。那样的话 ，我们才能坦然地结束这一章，翻开新的一页。 　　美国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很值得借鉴。虽然北方获得了胜利，虽然大部份人 认同正义是在北方一方。但是美国人并不讳言组织军队对对方老百姓烧杀抢掠的，是 “联邦”，而不是“邦联”。美国人也不讳言北方军队曾开枪驱赶跟随在军队后面的 男方黑奴。 　　许多人为我们的行动而死；所以我们生命的一半，也属于他们了。历史学家曾经 说过“如果人类不能学会在文字中真实地重演历史，我们便要在未来中真实地重演历 史。”“六·四”过去六年了，还是让我转用诗人泰格尔的一句话吧：我们的生命是 属于人民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我想，对于“六·四”所带来 的荣誉，也应该如此吧！『４』 三 　　我不同意王丹同学的说法；我认为“六·四”是彻底地失败了。“六·四”置中 共独裁于死地而后生，使它再次获得了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上的绝对专制，也使中国国 内的民主运动走上绝路。“六·四”是带大量血腥的；从此，中共未来对“六·四” 的重新评价和对民间一切民主形式的认同都开始带有“上断头台”的风险；而以军队 为基础的中共统治，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过此“独木桥”的。中共最希望的，不过 是再“稳定”它几十年，活埋“六·四”几十年，然后象国民党处理“二·二八”那 样地设法过劫。而“六·四”后中共绝对专制对我们中国在社会，民族道德，教育， 经济，资源，中华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恐怕要经过近百年才能创复。『５』 　　不错“六·四”屠城使人民认识了中共的残暴面目，不过那是少数掌握着统治地 位的中共上层的残暴面目。我敢说大多数一般中共党员是不赞成“开枪屠杀”的。没 有“六·四”，中共本身的“和平演变”，恐怕会容易得多。“认清‘中共’的‘残 暴面目’”，是“六·四”的初衷吗？『６』 　　不少对“六·四”的反思，仅是局限在方法论上；以为绝食以后“见好就收”， “见长就收”；或是不发展“空校运动”，在开枪时有更多的学生在广场上就能避免 一场悲剧。王丹把八九民运失败概括成一句话：“客观条件不成熟”；一些人认为“ 北京市民参与的直接背影”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有的甚至对中国老百姓在“六·四” 后没有“揭竿而起”，发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大争气”的概叹。试问在绝食所带来 的那种革命形式下，谁能让学生们“撤”？如果客观原因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失 败是我们可以控制之外的事，又何必要反思呢？又何必有“民运”呢？所有“六·四 ”的领导人，都承认“六·四”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难道“北京市民”的热情，却 成了失败的主因之一？人民在“六·四”中对“学运”做得难道还不够多？血流得还 不够多？我们还要人民再付出什么呢？『７』 　　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一个“四通公 司”那样的“中产阶级”。且不说“四通公司”当时支持“学运”，有其特殊的政治 背影；且不说今天北京街上的公司、商人，有几个人会真正站出来支持“反腐败”， “反官倒”乃至“反专制”。我想当然时大多数同学站出来，为的是他们的“衣食父 母”和他们的家庭－－为的是广大在苛捐杂税下苟延残喘的农民和在官倒下频临破产 的工人。我，过去如是，今后也将如此。什么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我想，西方“ 中产阶级”的主流，就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包括“白领”工人）；而不是“四通” 公司们。民主不是待价而估的；民主基于“人道”与“正义”，需要时，它应是无偿 的。我个人认为“六·四”学运中的“募捐”，是过份的和缺乏章法的。『８』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一些象“王超华”坦白自己如何武断地终止学生与政府对话 那样，从自己开始，想想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没有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不干 什么。而不要再对“六·四”找上十条二十条伟大的历史意义，或者为“失败”找上 若干条“客观主因”（果然如此，不如大家一统块儿去信“上帝”好了！）我个人， 感到很内疚的是，自己虽自诩有理性，却在五月五日到十三日那一段宝贵时光里，忙 于补自己的“量子力学”，等待别人去“对话”，没有为民主做任何事情；现在，却 在对那些企图为“民主”有所作为的人评头品足，指手划脚，可以说，我本人就是一 个不合格的批判者；但是我仍希望昔日的学生领袖和今日的民运人事，听一听我的肺 腑之言。『９』 　　我们都是“广场上的孩子”。 　　我个人认为，“六·四”对青年学生讲，最大的悲剧便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个 民主的机制。现在，缺乏民主机制的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已经变成了叶立钦个人的“一 意孤行”（虽然这种“一意孤行”有可能是“对”的，然而炮轰俄罗斯议会的行动已 经使它成为“错”的）。民主的机制，再原始，再保守，有再多的分岐，仍有进步的 可能；而脱离民主机制的民主口号，再美妙，再进步，也是没有希望的。“六·四” 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够多的了！『１０』 　　俄罗斯民主化反馈到中国，不能不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负面的影响。王 丹在他文章中说：“人民需要时间思考。”我想，中国老百姓现在思考着的，恐怕不 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而是“中国要不要民主？”我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大 概是一两点民主的火光。『１１』 　　试问：一、海外的民运组织能不能抛弃旧隙，海外的每一位民运人士能不能放弃 个人的政治要求，而将所有的不同意见，带到一个屋顶下。二、一切讨论能不能以事 实为准？三、当一种思潮占上风时，能不能准许其反对派，做充份的陈述，并接受其 “修正案”？四、当一个决议形成后，大家能不能放弃个人的成见，一致地尊守、执 行？『１２』 　　也许，我们民族性中的一个大弱点，就是总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任何行动，找出许 多“辉煌”的理由。“六·四”中的民主口号，不能不说是也有有害的一面。希望今 后，我们能够学会以简单的心，用简单的语言，来面对复杂的事实；力求说到做到， 说到负责到。我希望我们能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和乐观主义者的热情去干些实事。『１ ３』 　　我期待着：经过“六·四”的洗礼和这一段的反思，我们这些“天安门广场上的 孩子”－－能真正变成“大无畏”的了。『１４』 　　　　　　　　　　　　　　　　　　成　　 朴 于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匆匆 改于九五年六月二日 补于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１』 祥：讲到“风度与机制”的问题，我想起八十年代初听温元凯讲的“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关系。他用了个行人在街上相撞的例子。他说：国人在路上相撞，大致是要开 吵了。但美国人撞了车，却站在那里等警察来。是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文明不及美国人 呢？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保险公司”。美国的政治家并不比我们的政治家 气度好，操作环境不同罢了。要求人“自善其身”，是好话，但不合人情。中国，包 括民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优胜劣败”的机制。反之，我们却有 许多“劣胜优败”的机制。在这种时候，要人去做“好人”、“完人”、“有修养” ，就是要人去“自杀”。理想主义，纯情政治，也是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三百年也不成。我们被“师古圣人”、“伟大、英明、正确”、“学雷锋”洗脑洗 得太久了，至今还在找“雷锋”来做领袖。不打破这个童话，专制的天下，不必用“ 枪炮”，只要用“揭人私底”就可以传之万世了！－－祥〕 朴：我基本同意祥子的观点。不过，民主毕竟是人的制度；民主的开创者应该是一些 优秀的人；我们应该对民主的领导人做一定的筛选，这正是建立初步的民主机制的重 要性之一。历史上，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虽 然那场革命对旧政权的破坏是十分成功和彻底的。我仍然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理 想主义”。在历史上，推翻暴政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是黑手党式的，故最有效的手段和 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对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的目标还是要以民主的方式去渐进。 那么，以君子（民主）的方式去改变专制的旧制度是否可行呢？我是相信“进化论” 的：五十年前，甚至连当时的“西方”都不会想象到“人的价值”会象今天这样重要 ；五十年前，也许“六四”屠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所以我相信，一些过去过于“理 想主义”的事也许今后能够实现；为此，我相信我们人类前途光明。 『２』 祥：柴林被剪贴的几句话，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中也震动如此大，是中国的民主 道路还很漫长的一个佐证。（参见有关“揭人私底”的前述。）为什么做为个人可以 完全理解，但作为领袖却不能完全原谅？为什么呢？要不原谅，作为个人就不要原谅 。“领袖”不是“神”，否则，谁合格做“领袖”？柴林他们是历史造就的“领袖” 。他们做了许多事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他们不做，谁做？这一问，有许多的 历史，是“六·四”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的原因（这是我今天的反思，我当时也是很“ 热”的）。陈子明有三线计划，好看，但只是一人的思想。所以以好看始，以好看终 。其他的？连“好看”的都没有。一“民主”了，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总是“热” 的，总是激进派上台，也不只是中国这样。柴林，只是个代表。她对中国民主进程的 历史功绩，不因为她作了代表而增加或减灭。 朴：首先，据我的观察，“激进派”搞“绝食”，本来就是以少数人的行动强加大多 数人的意志（见我的《“六·四”反思录》），其效果实质上断送了那场民主运动的 民主机制。我并不认为那样“热闹”是必然的和没有选择的，只不过“热闹”的机率 要比“理智”的机率大很多，历史只是选择了机率大的一种可能。诚然，“激进”的 远远不是少数“学运领袖”，没有这些“激进派”也会有其它的“激进派”，但历史 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他们？做为历史上的人，他们是有他们应该反思的地方。人不应该 是历史宿命论的奴隶；在诸多选择中为我们人类争取到最好的一种选择应是每一位正 直的人的历史责任。反观人类的历史，有许多大事件不都是有偶然的选择？人类的历 史可以因此而前进或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是这样的“人格”使我们人类的历史 充满了悲欢离合。　　 　　我相信，如果六年前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如果那时有更多的有理性、经验和 真正勇气的人能够站出来，那场民运的结局或许不同。几年前，当有人问起柴林：流 血是不是可以避免的？绝食是不是一定必要的？柴林的回答是：当时你在哪？凭什么 问这样的问题？（那时，她也许仍然处在“热闹中”，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几年以来，我努力学习以历史中的人而不是以他们个人来纠正他们在我心中的映象。 但今天，看到另一位激进派领袖李录剪接历史，利用电影《移山》为自己个人树碑立 传的勾当，我心中的忿懑是无可言的。做为我个人，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我对我们中 国老百姓的负罪感更强了：不仅是因为他们为我们的行动流了很多血，而且更是因为 我们的一些行动浪费了他们的血。 『３』 祥：这层意思我没想过。很好。 『４』 祥：若如此，则要爱惜生命。杀身成仁以取义，是敌人的心理宣传。我们一谈英雄， 就是“请自我始”的谭嗣同。我对谭先生五体投地，认其为近代中国顶天立地的男子 汉。但推倒满清最力的，却是躲进“忘我之心不死”的英国大使馆的孙中山先生。因 此，对孙先生，我又更加敬仰三分。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为民能做一点是一点，能 做什么做什么，能怎样做就怎样做，非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为矣。若每个人都做在我们 自己活动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去做一点，民主当不远。 朴：这点我和祥先生的观点很不一样。我认为，推倒满清最力的，不是孙中山个人， 而是以“黄花岗”为代表的大小七十余次以留学生为主的起义，和以“武昌起义”为 代表的的近半年的殊死血战。诚然，人不能去“找死”，“革命不是让人去死，而是 为了让人活得更好”（鲁迅语）。但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有时就 是等同“找死”。试问与谭嗣同一齐就义的其它五位君子，想死吗？又做了什么而该 当死罪？甚至做了什么能很被历史记住的事？（当时因变法而死的又何止这六人！） 能够变节保命而又不出卖同志，当然好；但不以几甚至几十个同志的生命做见面礼， 能苟且得了生命吗？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刀下鬼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在 我看来历史上的“杀身成仁以取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得以而为之的。 　　至少，一个人不应以没有尽自己的历史责任为荣。 　　当我们学生号召北京市的老百姓们要用他们的血肉，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或者说 ，用他们的生命来保护广场上我们学生的生命）时，我们是否想到过他们的生命也是 生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是否想到过民主的第一原则就是“人人平等”？我们是否想 到过他们的生命会有更重的负担？绝食期间，做为一位纠察队员，我目睹了那些专位 保卫学生领袖而设的三道警戒线，那些以领袖个人名义签发的形形色色的路条通行证 ，也运送和分享过给他们的特供；当时不以为错反而以为这就是“组织”。诚然，“ 期待流血”的不仅是“柴林”们，整个广场上的学生们都在谈论着“流血”与“革命 ”的“辩证关系”。但如果今天仍然以别人的血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甚至用别 人的血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我想，对于像李录这样的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５』 祥：我不知道“近百年”。我曾得识一在冶金部工作的朋友，听他说了一点矿产资源 的滥采滥弃滥用情况，说得听得都忧心如焚。这种损失，如何补？ 　　“六·四”彻底地失败了？今天也许可以这么讲，但历史到明天才会开口。这样 去想，可知“评价‘六·四’”不是当务之急。 『６』 祥：“六·四”非开枪不行论是一致意见了吗？我想，此论的成立须有一个中国政治 领导阶层的“杀人不要紧，只要我掌权”的决策为前提。这里，是“六·四”见血的 根本原因。“六·四”的产生不是几个学生的“按计划行事”。政治腐败造成民怨积 重，积重的民怨不能用腐败的政治疏导，“六·四”不过是文革中的屠城，屠村在电 视上的重演。 　　“如何在保证现有统治集团掌权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题目是个死题， 作不出来的。民主的根本就是去除极权，如果极权化一点弹药就可以维持，这笔钱“ 六·四”化了，到“九·四”一样化。我看正题不应是如何与虎谋皮，而应是：“如 何使现有政体无法用枪弹维持。”－－〕 朴：完全同意！“六·四”完全有和平解决的机会与可能。 『７』 祥：非常同意。研究方法论有意义，但更要换个题目。国内发展很快，有时现实已走 到“领袖”的前面。中国的老百姓是伟大的老百姓，中国人不是性本恶。 『８』 祥：也为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那个“有一种观点”有道理。这里 讲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主席在反右时说：谁不就范，不给饭吃。所以他不用抓人或 开枪。现在当年的许英良重新再来，还好像有饭吃，只有抓他或杀了。这个“中产阶 级”，不吃皇粮的事，很重要。 朴：我其实不很肯定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点。的确，中国共产党已经使中国的一 般工人和农民，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我觉得，第一，中国现有的“权金 ”经济与绝对专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第二，中国现在反对“专制”与“腐败” 的，不是商业阶级；反对“专制”与“腐败”的主流，仍是广大工人和农民，虽然他 们仍然处在“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的阶段。第三，中国的商业阶级，能不能 在发展中脱离专制政权搞独立？我很怀疑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及经济矛盾下这样的“病 态”发展能够持续多久。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封建制度总是改朝换代，资本主义原始 积累总也不能完成，内部矛盾的积累和内乱似乎是主因。而且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有 时是巨大的；否则“解放初”那占绝对主导的“私有制”，怎么说“公有”就全“公 有”了呢？（我的这些担忧，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谈我们中国人人性中的白日梦》 中。） 　　我觉得，“资本主义”和“市场经纪”不应是我们中国发展的终级目标；个人的 价值与尊严和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合理才应是我们中国发展的终级目标。否定个人自由 的独裁制度照样可以建立在工业奴隶制式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纪”上，就象当 今大多数的第三市界国家一样，就象昔日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一样。对于资本家来说， “包身工”制度的利润是最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海外投资者的 合伙人；而没有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追求，包身工们便永远是包身工。中国共产党 当今的演变，似乎正是朝着资本家化的专制阶级的方向发展。 　　中国现在的发展形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像“绝食”前后：一方面，一切乱乱 的，许多事情看起来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声势”和数字统计似乎又显示出“形势 一片大好”。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反而个人的良心是最好的判据。“中共”建国后的 若干暴政，没有一项辅合“良心”这一判据的；只是在“阶级斗争”和“美好理想” 的影响下人们常常轻视这一判据吧。 『９』 祥：每日自责三遍，也不是当务之急。那属于个人自己的发展。 『１０』 祥：这是关键。 朴：在美国这几年政治上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海外的民运团体没能实现自身的民 主，而是仍以帮派的形式在搞民运。在我看来，中国的民运包括两件事：第一是反对 专制分析专制的弊病，这应是国内民运的强项，海外的民运似乎只能为辅；第二是建 立一个民主的机制，在专制的高压下国内的民运难以实现，现阶段只能靠海外的实践 。民运内部的不同意见不应成为阻碍建立民主的机制的理由，因为民主正是为着各种 的不同意见。现在，海外的一般留学生与民运离得很远；不能不说这与民运组织上的 弊病有关。毕竟，大多数海外游子，还是爱着和关心着我们的国家的。我想，能够真 正走近大家的，应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和它理性的闪光。现在，国内少数“孤军奋战” 中的“民运人士”，已经为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期待着，十 分地期待着。 『１１』 祥：“为什么要民主？”每次都从这里重新出发，是个大悲剧。若历史不是给改得面 目全非……。“阳谋”作的很好。这种就是杀不掉的东西。做文革史－－这是当务之 急。如果民运的人能出一本“民主启蒙”，把象孙中山、陈独秀、徐文立、魏京生、 胡平这些人的代表作集成一个集子，也好。 『１２』 祥：个人的政治要求是动力。没有个人的需求，一切党国为上，共产党也没有做到， 只是要求人民去做罢了（所以有反抗）。要有一个机制使个人的动力成为民主进程的 动力。要给个人以发展的空间。如果能认识到：民主是个人发展的最好前途，那就天 下归心了，中国民主化的一天就不远了。 朴：不见得吧！至少民主不是毛泽东那样的人发展的最好前途。据说“老毛”最爱看 《红楼梦》，我想他看到的绝对不是其间“人文主义”；据说“老毛”最欣赏黛玉哭 死那一段，我想他大概十分希望那些被他玩弄过又抛弃了的未成年少女都为他诗意地 哭死。这里似乎有一个道德取向的问题。我仍然认为，单纯的“实现自我”或“精英 政治”，对民主是有害的。民主要限制政治家们的个人利益。 『１３』 祥：人性中的弱点。 『１４』 祥：你们已证明是勇敢的一群。历史已有一页。 朴：我为自己感到惭愧！感谢祥子帮我输入这篇文章。 ☆ ☆ ☆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小记 在这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却很难感到许多胜利者的喜悦。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国真的“胜利”了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条约－－“雅尔塔协定”上，中国失去了一百五十多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中国的东北，驻扎了大量的外国军队。这些外国军队奸 淫抢劫，无恶不作；使中国东北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而且，这些军队还曾以“不再 撤出”和“永久所有”东北最重要的产业相要胁，逼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答应它的大量 无理要求。 从战争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东京审判中，也很难看出中国是个“战胜国” 。法庭以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听取两个平行的案件：一个，是在多国使团目击下有三 十多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有组织地屠杀的“南京大屠杀”，另一个，是几百名日 本侨民被当地中国驻民报复杀害的“通州惨案”－－两案相抵，一切因于“战争的苦 难”－－法庭也没有对日军在中国的其它暴行做大量听证。与此相对比的，是纽伦堡 的审判；是在同一个法庭上，日军在太平洋的每一件暴行，都以精确到人的方式受到 的审判。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个随同日军侵略，利用日军有组织地强征苦力、掠夺资 源、贩卖毒品和征用军妓的“军商”受到审判；日军在华的许多其它暴行，根本就未 被审判书提到；如果不是参加审判的唯一中国法官以死相要胁，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战 犯被判处死刑。 可悲呵！我们历尽苦难的同胞父母……今天，当我们的政府附和着别人说“战争 的苦难”时，不知我们中经历过那场苦难的同胞，心中是何滋味？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中国另一次“战胜”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属 于胜利国；当中国被要求转租租界时，中国当时的北洋的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没 有在“凡尔塞公约”上签字。更是在这样的刺激下，中国的学生，发动了“五四”运 动，开始以“科学”与“民主”这样的真理来救国－－中国由此开始了现代史上的新 一页。与此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老百姓和知识界对“胜利”不闻不问的态 度，很象一群“活死人”。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不败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国是真的败了。 中国做了战胜国名下的战败国，其关键便是中国的“胜利”不是战胜而来的，而 是盟邦赐予的。是中国力不能胜吗？我看不完全是。中国抗战最看不到希望的时期， 不是“武汉汇战”前的“不胜”，而是抗战“持久”后的“不战”。紧接着“抗战” 后的“内战”，“国”“共”双方战争的水平，用兵的速度、力度、质量、规模与决 心，都是“长期抗战”所望尘莫及的。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共产党连 续发布六条战争命令，中共的一百多万军队立刻展开强大攻击，一举收复大量失地。 与此相对比的是，抗战最初期中共的战地最高指挥官，却因打了一场大胜仗“过早暴 露了实力”而事实上被撤换和流放（不知我们民族史上有多少这样的先例！）。中国 的“国民政府”，经历了最初的“积极抗战”后，也开始偏安一偶，过起“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的日子，继续其腐败专制的统治，以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国民 党的南部战线反而处在全面崩溃之中。今天，日本在检讨五十几年前“珍珠港”的同 时，私毫也不后悔当时对中国的“进驻”。 在整个抗战期间，不知“国”“共”双方将士死于“抗日”与死于“隙战”的比 例各是多少？不知有多少爱国青年被双方以“国特”和“共特”的罪名逮捕枪决？不 知“国”“共”双方，是否都曾与“日方”单独媾和（“周佛海”与“潘汉年”这两 大历史疑团，真相究竟如何）？“抗战为什么打了八年？”“汉奸！汉奸太多！”只 可惜大部分杀害自己将士的，不简单地是“汉奸”而矣。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抗战 ”也是一段非常不幸的历史。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在日军的刺刀前和“国”“共”双 方的横征暴敛中，苦苦挣扎、苦苦逃难、苦苦求生。八年这样的苦难，对于他们，已 经太久太长了；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大规模的内战、更大规模的腐败、与新的苦难！ “抗战”所激发起的“爱国主义”，也有不足的地方： １。一九三一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此危胁下，“共产国际”向中共作出了 “抗日”的指示。第二年，在日本的操纵下中国东北成立了“满州国”；随后，在苏 联的操纵下中国大部分蒙古成立了“蒙古国”；苏联承认日本的“满州国”，日本承 认苏联的“蒙古国”，两个傀儡相互承认。在此背景下，中共仍能长期操纵中国学生 的“抗日救亡”学潮，甚至使“奔赴延安”成为当时青年人的理想；“反对内战，一 致对外”的口号也堕落成为内战一方的政治工具。 ２。一九三一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时，中国东北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率三十 万大军撤出东北；在那种统制极端黑暗、民族衰弱、全面内战的情况下，中国东北军 装备落后、没有后援、仓促应变和腹背受敌；能够全师而退－－而不成为日后日本关 东军侵华的先锋－－差不多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然而在学潮中，似乎只要四万万同 胞人人打小日本一拳，日本列岛便会沉入海底，学潮从未具有“五四”时期那样的理 性，只有“匹夫之勇”；张学良本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走向失败的民族的替罪 羊。从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上，“五四”以后，中国也逐渐从“五四”时期的“科学” 与“民主”倒退回“强大”，直至顷心于那个能使“苏俄”“强大”的“共产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为反对黑暗所做的，是可歌可泣的；但为实现民主社会所做的，却是 不足的。 ３。学生运动的浮浅与意气用事，发展到抗战后，是在对各别美军暴行的大规模 学潮同时，对苏军大规模的有组织暴行的视而不见。这样浮浅的“爱国主义”，在整 个民族的范围上，日后使一场死了几十万中国青年、可有可无的“朝鲜战争”，成为 一个大独裁者“民族英雄”的垫脚石。现在，这样浮浅的“爱国主义”，使“大国沙 文主义”，成为“一党专制”在中国继续存在的最好的借口之一－－甚至在当代有家 不愿归的海外学子中，仍是大有市场。反观人类的历史，往往盲目的“爱国主义”， 可以和极度的专制政权，做最坏和最不可思议的结合。 今天，在“抗战”过去五十年的纪念日里，重谈这段历史，是否有所必要？我个 人感到，“抗日战争”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没有被很好地总结和祭奠过。篡改历史的 绝不仅是当今日本的“文部省”，或是某些急于再度“皇民化”的台湾人士。每一位 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人都会记起：一九八三年以前中国的抗战史，便是“地道战”与 “地雷战”的历史，既没有台儿庄，也没有南京大屠杀，也没有民族大逃亡，有的只 是清一色的无知。曾三十四年来在大陆，那一段历史是我们的父母辈所不敢讲的；曾 三十四年来在大陆，十几万昔日的抗日英雄饱受政治迫害，过着纯粹“贱民”的生活 ，甚至被大量“肃反”掉。而他们昔日的生死仇敌，却在日本本土，五十年来一直受 着最崇高的纪念。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仍在控制半个世纪前的证人和证据，严密限制 他们与海外有关组织的接触。 今天，在“抗战”那段令人窒息的民族苦难前，我感到深深地惭愧和无奈。特别 地，是面对那多两百万昔日的国军“抗日英魂”，我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共的时 间机器和台湾国府的“本土化”进程中，会变成真正的“抗日冤魂”。今天，面对中 、日两国的社会现状、债权关系、和战后五十年来的发展历史，包括中国的“台湾问 题”，孰胜孰败是没有疑问的。我不知道看到这一切，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和 那些抗战中死难的同胞、亲友，地下是否可以瞑目？！ 一个专制、腐败、迷信、愚味和善于遗忘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败的。 ☆ ☆ ☆ Ｏ·Ｊ·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小议 不少人认为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主要反应了美国司法中“金钱主导一切”的本质 ，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象美国新闻节目中所显示的那样， 主要还是反映了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困境。 ＳＩＭＰＳＯＮ能打赢这场官司，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钱的黑人。他的律师 赢的主要策略就是打种族牌，一开始便将焦点放在ＬＡＰＤ在种族问题的信誉上；白 人警探ＦＯＲＨＭＡＮ的出现恰好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试问：如果Ｏ·Ｊ ·ＳＩＭＰＳＯＮ不是黑人，“铁证如山”，他能赢吗？如果Ｏ·Ｊ·ＳＩＭＰＳＯ Ｎ是我们中国人，他的律师也打种族牌（中国人被美国警方歧视的例子，在中文报纸 上常常见到），能有效果吗？ 另外相关的案子是几年前拳王ＴＹＬＯＲ的强暴案，在他强暴那位黑人美国候选 小姐以前，也曾有白人告他强暴，但都无结果；他定罪后新闻界才敢翻出他以前的旧 案。象大法官Ｃ·ＴＨＯＭＡＳ被控性骚扰的案子，告他的是黑人，最先上报的是黑 人记者和黑人主编，而提协他的却是白人，他仍要拉出一个莫须有的“对黑人性方面 的歧视”做为他自己的主要靶子打。这几年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怪现象：黑人骂白人和 亚裔无罪；其它人骂黑人却是重罪，粘上便身败名裂。许多民权组织非常热衷于办这 样的案子。 也许，从某一个案子来判决整个司法体制是不合适的。几年前美国的旅馆皇后因 在两年内偷了１０％的个人所得税而蹲了三年的监狱，虽然她的律师在法庭上证明了 她两年内交税的总额仍超过她应交的，此一案不能证明美国司法体制就是公正无私的 。同样，Ｏ·Ｊ·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不能证明美国司法体制就是金钱万能的。美国 的司法体制要复杂得多。目前，没有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完全平等的；我认为，用 金钱请好律师去到法庭上狡辩，仍要比凭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长官意志”的 无法或是伪法体制要好得多。尽管西方的法制系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建立民主 的法律体制仍应是我们中国的奋斗目标。 具有社会涵意的是黑人和白人在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中以种族为界呈现的分歧： 宣判前，７０％左右的白人认定ＳＩＭＰＳＯＮ有罪，８０％的黑人认定ＳＩＭＰＳ ＯＮ无罪；宣判后，黑人狂喜白人愤闷。美国的新闻界也第一次如实发掘黑、白之间 的分歧，而不再把它当做一种社会禁忌。 细想起来，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的这种结局，对美国社会也是最好的：再来判一 次也只是白花大量的钱；而有罪的判决却很可能带来新的一场骚乱和更多的血腥－－ 最终可能还是要以无罪判决来平息骚乱，就像几年前洛杉矶暴乱后对罗德尼－金的判 决那样。美国司法体制的基础，是假设政府是可能的最大的犯罪－－一个杀人犯的受 害者，至多几十人；而允许一个政府以做伪证罪加某人的受害者，却是很多人，甚至 是所有人－－这次ＬＡＰＤ的侦探工作，至少不是干净利索的。至少目前，黑人们对 美国的“司法公正”和“做模范黑人”，还存一线侥幸。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法院要 精心地选出一个９／１２黑人的陪审团吧。试问如果没有ＦＯＲＨＭＡＮ出场，ＳＩ ＭＰＳＯＮ又一定会输吗？ 也许，ＳＩＭＰＳＯＮ案件显示了三十年来的美国“民权运动”的终结－－显示 了光靠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解决不了美国的种族问题。我希望这一案件带给美国社会 的是真正的思考和对贫穷、没有教育和没有文化等这一真正种族问题的正视。ＳＩＭ ＰＳＯＮ案件后，种族问题这一“潘多拉”的盒子终于又打开了，可能黑人与白人种 族情节都要重新抬头，这对于在政治上无所依靠、在经济上依靠于人的我们中国人， 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ＳＩＭＰＳＯＮ一案显示的分歧（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种族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前南斯拉夫的战火，和最近以色列拉宾总理的被暗杀，显示了我们这个世界在解决“ 种族－民族”问题上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尽管如此，我相信：和平、进步、互相尊重 和互相理解，仍是解决一切种族－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方式。 ☆ ☆ ☆ 当 我 幼 年 的 时 候 有这样一首怀念童年的歌：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祥的眼里，隐约闪耀着泪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我的心酸的眼泪，滴滴流在我的脸 上。” 唱起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那夕阳一般的一片金色。一个人的年 龄是由一年年来度量的，而一个社会的年龄却是由一代代人来度量的。我童年的时代 已经逝去了。我想以此文来记述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和那段人类史上非常独特的生 活方式。 以此献给我的母亲，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 一 我从小是在北大的家属院中长大的。我的家那时是清华边上一望无际的田野中的 几幢红色家属楼－－在那个灰色的时代里，旧红砖的颜色就像童话一样。 那时，一个家属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从“戴帽”的初中生到四、五岁的“小的 ”，都“和”在一块儿玩。一伙人大概有几十、上百人吧。大孩子很少欺负小的。一 玩起来，大的冒险，小的卖力，煞是可观。有时，小的被外面的“野孩子”欺负了， 大的还硬着头皮“出头”，或是带着小的绕几里路上学和打酱油－－我现在也弄不懂 为什么这些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险浪中出生的孩子们会自发地非常友爱。 我们经常玩的，有“闯关”、“大本营”、和“一拨儿逮一拨”。 “闯关”最简单：在马路上划上几条线，一方守在线上，脚不能离线；另一方试 着闯过去，但或攻或守或“偷”，配合大有讲究。 “大本营”营是两根电线杆子，每根是一“拨儿”的“家”，摸到对方的“家” 就赢；两“拨儿”从家里跑出来互相捉，后出“家”的为“大”；被捉住就得“触” 着对方的“家”等着己方来“救”。每当“一拨儿”差不多被对方捉干净了，几个剩 下的大孩子试图去“救”，那长长的一串“俘虏”围着一根电线杆或东或西地“指” －－这时最紧张；而一旦“救”成功了，双方孩子都一齐兴奋地大喊大叫，同时一面 尽快地逃命或围捕－－这时最恰当的形容，便是“象马蜂炸了窝一般”。 “一拨儿逮一拨”的规则和“大本营”差不多，只是一方没有“家”，在楼间四 散地躲。不过，这个游戏常常玩不完。不是哪个小的为了躲好弄倒了一大堆箱子（那 时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轰隆”一声，大家做鸟兽散了；就是谁藏得太好，老也找 不着；或者就是玩得太晚，许多人藏回家去了（按规定这是“犯规”的）。我就常常 在藏回家吃完晚饭和大人一块儿出来时，看见同玩的个别小伙伴－－还在黄黄的路灯 下像“黄鼠狼似地”转呢找呢。 小时候，我总的说来，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哼，女孩子有什么？”不过就是成 天玩跳皮筋、丢砂包、掷羊拐罢了；我们男孩经常要去给她们捣乱。不过我也有非常 佩服她们的时候，那就是当她们“跳高筋”。 一围皮筋，崩在细细的小指上，高高地举在头顶；一队的领头的女生，要跳起来 高高地用一只反身脚去“勾”，而且只能勾到两根里的一根，不能碰另一根，象是耍 杂技一样；这样的女生，往往是以后小学里的跳高冠军－－每当这时，我便要扭过头 去。（后来，问明了太太，才知道过了顶的“高筋”靠“抻筋”，不是我印象中的“ 朱建华”式。） 这些，只是近处的玩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可玩的就更多了。 未名湖春天的湖水、田野里夏天的玉米穗、圆明园秋天的石人石龟、北大山上冬 天的松子松果，都是我们的玩伴；晴天里的尘土、雨后的水洼、傍晚时寻的“马知了 ”，给了我们多少的乐趣；直到今天，我在梦中“遇险”时的“归宿”，仍是圆明园 那荒芜的小山包，或是那青青的田野。 每当夏日傍晚孩子聚到一块，便要去找马蜂窝捅马蜂窝。常常是一个大的孩子， 披着从家里偷来的雨衣，用一根长竹竿，一捅，一勾，马蜂窝便掉下来“嗡”的一声 炸了窝；这时，远远看的孩子也纷纷跑开来。常常是去捅的孩子，脸上或是手上被马 蜂蜇了几处－－没关系，捡出“马蜂儿子”涂上就“不痛了”。这个游戏永远玩不够 。 一次，一个叔叔－－他的孩子是我们那儿的“头”－－到我家，穿着厚的胶雨衣 ，外面下着大雨；在房里脱下雨衣，衬衫仍然湿了；叔叔咕囔了一句“怎么搞的，这 麽厚的雨衣，还漏……”我却知道是为什么！ 我印象中最好玩的，是“钻锅炉”。北方冬天烧暖气的锅炉，很大，小孩可以钻 进去。黑洞洞的管道好象没有尽头，既可怕又好玩极了；钻在长长的管道中，别人在 两头大喊一声，或是用砖头在管道外壁猛敲一下，眼前会震得金星直冒。不过这样好 玩的游戏我只玩过一次，那次钻出来后大家身上脸上都是黑灰，有的身上还有黑油； 连大孩子都没了主意。后来，大家一起到下雨后的黄泥汤中洗了一遍，一齐站到离家 远远的墙根下晒太阳，只盼身上的衣服能干；直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敢回家。我的 一件小白褂，已经变得“不是白，也不是灰，也不是黄”，颜色怪极了。那天晚上， 大院里家家都把小孩揍了一遍。 我从六岁开始，每年暑假便跟着那时九岁的姐姐，去颐和园游泳。我们俩走几里 路，到北大西门的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家，汇合另外两个小朋友，再走几里路去颐和园 ，去的一路上逮蜻蜓、看猪、捉青蛙、摘荷叶。回来时歪歪倒倒地走回妈妈的好朋友 家，喝两口水吃一个热馒头，再慢慢走回家。我姐姐最大，刚开始时，也只能游三十 米。有时，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带我们去，那样的话我们就有公共汽车或是自行车坐了 ，游泳后也会有零食吃－－我们年年就这样地走呵、游呵，游呵、走呵；慢慢地长大 了。我小时候，除了一次“腮腺炎”，两次“开瓢儿”，和几次“崴脚”，似乎不记 得生过别的病。有一天游泳回来，妈妈突然对姐姐叫起来：“小燕，快站到门边上去 ！”－－原来我姐姐“窜个儿”了，十几天内长了近十厘米。 二 那时小学功课轻松，作业也五花八门。我们小学种菜、种果树、架葡萄和养兔（ 兔子据说还“出口”）。我们的作业中，就常常有“一把兔草”、或是“一把杂草” （须从学校的田里挖来）。学期作业是春季“蓖麻子若干个”，我家住楼房，只能到 种了的人家去偷；秋季是“长征长跑”，一个小学校的里程加起来从井岗山跑到陕北 。语文作业常常是“念书五遍，家长签字”；我就念它三遍，再偷了妈妈的钢笔加“ 两竖”交差。大字作业是描红模“谦虚谨慎／严肃活勃／艰苦朴素／戒骄戒躁”，最 头疼。有一个暑假太贪玩，要返校前才发现四十篇红模，一篇还没有写；于是我饱蘸 浓墨，一笔写两篇；结果开学后都得返工。所以现在才发现我只有“谦”字写得好。 一想起那时假期结束前的“赶作业”，我现在还头晕眼花呢。 有一年作业中有“爱国卫生－－每人上缴蝇蛹一百个”。阴沟和田里翻翻，一个 也无，有也是空壳。后来，我和几个小朋友寻到了两里地内的一个废弃的厕所，挖开 来，发现成百上千个“实打实”的。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小学的学生都去挖， 都知道是我们几个“发现”的。 我姐姐那时功课好、字好、朗诵好、模样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被调去“专职 ”“写”“大批判稿”。那时我姐可神气了，每当广播站一开念，我班上的小朋友就 开始哜咕“是成朴他姐”“是成朴他姐”。但那时她连报上的标题还认不全呢，怎么 写？没关系，留成家庭作业就写成了。老师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回到家里，我姐 姐便“不听话”、“饿饭”、“逃跑”，无不用其极；逼得受了一辈子斗的妈妈经常 在晚上备课中间替她写“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摇头叹气。 我小时候很淘气，受到的表扬不多。每次“期终总评”除了“开头”的“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和“学习好、身体好、团结同学”外，其它一般都 是“一般”。但有一次“受表扬”却是终生难忘的。那天我们“学农”赶回来，听“ 重要广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过世。由老师带头，全班同学哭声一片。那时我个大 、头大、嗓门粗，似乎哭得最响；虽然坐在后排，还是给老师注意到了。“重要广播 ”过后总结时，除了“这十天致丧期间不许笑”外，老师又说：“……成朴今天对毛 主席最有感情，哭得最好。……” ……我现在懂了，我的童年那么好玩，是因为那时的整个中国已经回到了一个“ 儿童”的时代。 三 那个时代最传神的一件事，便是“新闻联播”。 每天晚上八点整，一奏“东方红”，便是“全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 播”；偶尔有“重要广播”。播音员天天声音高亢，内容天天斗资批修、口诛笔阀， 半个小时的节目天天从千家万户的灯窗中按时传出来。一有重大消息，便是长长的“ 中央委员、中央后补委员－名单”－－这时，便是我们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时刻。 或许是由于那时强调“安定团结”，或许是由于孩子的记忆出奇的好，“中央委 员、中央后补委员”的名单就像基本物理常数一样被我们“倒背如流”。一播名单， 我和姐姐就坐在收音机旁，争先替播音员把下一个名字说出来：“……陈锡联、耿彪 ……许德恒、荣毅仁、周建人、赛福顶、阿佩－阿旺－晋美……”，连“史良”、“ 蔡畅”后的“（女）”字都一起背出来。 另一件独特的事便是“小说连续广播”，小说只是两、三部。“刘胡兰”、“金 光大道”、“万山红遍”播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但“小说连续广 播”，仍是我们每天的头等大事。有时中午“十二点”听一次，晚上“六点半”还要 再听一次。小孩子们听起“小说连续广播”来，就像老京戏迷听戏一样。 电影也是一样。那时不兴电影院，常在操场上露天放电影。“地道战”、“地雷 战”、“平原游击队”；“春苗”、“青松岭”、还有“决裂”；次次加演“彩色印 染”、“广西早稻大丰收”或是“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孩子们嘴里台词说出来， 手上动作就做出来。但一放电影，仍是人山人海；放影前两小时，荧幕前就已排好了 各色各样的凳子，坐好了聊着天的家属老大妈。大家远了看，近了看，侧着看；左边 看，右边看，荧幕后面倒着看；或者各个位置换着看。一遇情节紧张（比如出现“龟 田、松井”的脸），仍是全场屏声禁气，或“嗨”或“呵”。 除了每天七点“开演”前电视里的那面钟，我对电视的映象实在不深。似乎除了 “李铁梅”拄在钢琴前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电视台没有播过别的。隔壁邻居的伯 伯有一次从单位借回来一个“七寸”的国产电视，荧光屏是圆的，很像我后来大学里 用的示波器。 四 那时住房紧张，差不多家家都只有一间房。我家一个单元里四间房住了四家，四 家共用一套厨房厕所。隔壁的阿姨是系领导，伯伯是三０一医院的军级技术干部，家 里也是一间。那时人待人亲切，邻里关系好，每家的门都是向其它家的孩子敞开的； 我每天晚上要“看”两、三个小朋友，在两、三家玩过串过。 那时做客不必怕主人不在家。我记得从五岁开始，我就懂得如果有人来“看”同 单元的叔叔阿姨若叔叔阿姨不在的话，要请他们到自己家来坐。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 家，我也会请不遇之客到我家来坐－－而且非来不可、不来不行。领进门，我会倒茶 ，请瓜子，正正经经地坐在我的小凳子上陪客人聊天，临走给叔叔阿姨留话。下次， 客人来，在主人家坐过后，也会再来我家坐坐。 那时社会治安好，家家都是一把“将军下马”或是“不下马”的锁，钥匙常放到 门口的杂物堆中。我大舅舅家最爱“唱空城计”：把灯开着，把收音机开着，把门半 掩着，全家（这时舅妈必定出差去了）都出去玩一个晚上。舅舅每次来，妈妈都要拼 命地逼问他的家里是不是在“唱空城计”。为求“逼真”，舅舅还曾用几个坏搪瓷杯 和火柴、绳子、筷子，利用“滴漏原理”做了一个“收音机自动换台器”，每次能精 确地换一个台。舅舅不厌其繁地演示给我们小孩看；舅妈回来便藏起来。现在想来， 这不过是一个来不及学成的“留苏”“自动化”在长期闲置中的一种“淘气”罢了。 那时“小道”多，大人“串门”多，“串门”为调动工作和传“小道”的多。由 于家里只有一间房，传“小道”都是当着我们孩子。遇到关键或是传神的地方，大人 就在手上笔笔划划。姐姐识字，听到的多；我也听了不少。于是，在一个天气晴朗“ 惠风和畅”的下午，我腰间别着一根树枝，学着“小兵张嘎”，站到乒乓球台子上， 给一快儿玩的小朋友来开讲“形势”。妈妈听别的大人说“你家小朴在乒乓球台上传 ‘小道’呢”，不得了，赶快下来叫我回家。不料我“大意凛然”地继续传，不愿回 家，声音反而更高了些；于是妈妈赶快哄我说家里做了肉丸子，才把我哄回去……那 天我是真的吃到了肉丸子。 那时大人也有浪漫的时候。我妈妈的学生，都是“上山下乡”多年的“大龄”“ 工农兵学员”；我母亲经常给他们“牵线搭桥”。每当家里摆好一张凳子，上面放好 两杯清茶，隔着凳子面对面像“谈判”似地放好两个小板凳－－家里太小，其它方式 坐不下两个大人，除非俩人并排坐在一张大床上，但这不合适－－姐姐就知道要带我 出去了。我俩们围着家属院转呵转呵转呵转呵（由于有姐姐在，我和其它小朋友玩不 起来），心里却都十分兴奋；直到估计差不多十点了，才回家。我姐姐问一句“‘成 ’吗？”妈妈答一句“‘成’。”那时家里就常有客人留下的小小一包糖果或是点心 。他们在学校里的主食仍是窝头咸菜。 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姨家，姨带我去公园玩，也是去为别人“牵线搭桥”。带着我 是幌子，是怕女方害羞－－好象那时社会上没有一男一女单独在公园里转的，介绍人 得带着孩子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不料我非常喜欢那位年轻“好看”的阿姨，“一见 钟情”，抓住她的手就不再松开；害得她陪我在公园里“谈”和“玩”了一天。 五 那时大人们最怕“月底”；所谓“月底”，便是从头月二十几号到下月九号发工 资前的一段时间。那时，妈妈口袋中只有几毛钱了，妈妈就要计算家里还有多少鸡蛋 多少菜，还有多少废报纸破布－－粮食和煤靠发工资时买足－－银行里包括“存底” 还有多少钱－－常常是“月初”开户“月底”结户。我爸爸起于“文革”中的一个医 疗事故，长期卧病，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多少），家里长 年靠我妈当“助教”的工资生活（妈妈的“助教”，从五六年大学毕业到“平反”， 一共当了二十多年），还要给外公带东西。家里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天天为抢吃的打 架；我想我妈的心，那时成天是“碎”的。妈妈天天东转西转，为了买一点处理的食 品多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一点好吃的；妈妈天天在做饭时就着下脚料吃玉米面炒辣椒 ，嘴唇老是裂的－－在我印象中，在搬家前，妈妈好象没有和我们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 我上一、二年级时，妈妈天天“开门办学”，将午餐的钱交给姐姐，规定买两个 花卷和一碗鸡蛋汤。姐姐为了“省钱”，每天中午只买一个花卷和我“分”（其实给 了我大半个）。月底，妈妈没钱时，姐姐就拿出这样省下的三块多钱；那次，妈妈可 厉害了，狠狠地把姐姐“克”了一顿；那次，妈妈和姐姐都哭了。然后，妈妈用省下 的钱，带我们去了一趟“自然博物馆”。以后，妈妈就把午饭的钱换成饭票，央邻居 给我们带饭。 在妈妈面前，我和姐姐天天“吵”和“打”，可能是因为我“小”，妈妈总是说 姐姐的多，说我的少；幼小的姐姐也因此分担了不少贫穷生活的艰辛。但妈妈不在时 ，我又是非常地“乖”，非常听姐姐的话。当妈妈“开门办学”几天几夜不回来时， 我和姐姐便关好门，和衣地倚着睡着，每天早晨姐姐总是先起来、叫我。那时，我便 会觉得我的姐姐很好看－－后来我想，童话中那个最后嫁给了王子的“姐姐－弟弟” ，不过也就是如此罢。 生活尽管艰辛，妈妈还是非常乐于助人。无论谁来向妈妈借钱；妈妈立刻取出银 行中“过月底”的三、五块钱给人家；到时自己再想办法。妈妈总说：这是别人对你 的信赖；信赖是无价的。家里总来许多要“解决两地”、“找房子”的人，妈妈总要 拐弯抹角地为他们想办法，可惜总没有什么成的；客人走后妈妈却要工作到很晚很晚 。舅妈在“口腔医院”当大夫，“挢形科”每年只随机挂一天号；每年的这样一天前 晚上舅妈得了消息都要来告诉妈妈；这时妈妈便说“小燕，带弟弟睡好。”然后便骑 车出门一家家地通知；常常要转大半个北京城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外公当时是“南京 汽车制造厂”的老工程师，一个月二百多块钱，常常接济别人。但妈妈坚决不要外公 的钱，连每月带去的肥皂、白糖、豆制品、芝麻酱和其它副食品、夏天的水果、冬天 的广柑，也坚决不要收钱。家里只有一个闹钟－－是外公听说妈妈要重新教课时送的 ；那时家里实在买不起闹钟，而妈妈教课一定要闹钟……我想，这些，便是我小时候 受到的最好的道德教育。 六 那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除北京、上海外，全国都买不到肥皂、白糖、豆制品、 芝麻酱和许多副食品。东北人到了北京，连“水果糖”都大量抢购。每逢居委会的老 大妈在楼下一喊“买白糖喽－－”或是“买豆制品喽－－”大家就都开始往楼下跑， 整个楼梯都“咣咣”地响；一眨眼，代销店前就排起了长龙。每次家里都要尽可能地 多买，托人向南京的外公和姨家小舅家带－－我八岁时“回南京”，就拖了三块搓衣 板，手上让绳子勒出了深深的红印；这事让外公大大地心疼和高兴了一阵－－这样的 采购，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吧。 北京为了“撑门面”，很晚才实现过一段“凭票供应”－－“两毛”以下仍不限 量。那一段时间，我们表姐表妹堂姐堂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子），经常聚在一起，“ 车轮大战”式地每人买“两毛钱”的糖或是猪肉；然后再“开”到另一家。猪肉要阉 好咸肉、灌好香肠再带回去。 我有一个聋哑表哥，寄住在我外公家，噬糖如命；每次带回去的白糖很快让他吃 掉了大半。外公有低血糖，家里一定要有甜的；于是买了一些高价蜂蜜。聋哑表哥就 偷蜂蜜吃。外公在瓶子上划了刻度；表哥就往瓶子里兑水。但因为静止时水与蜂蜜不 掺和，外公还是能发现。表哥发现水动起来便与蜂蜜掺和，便整天偷着去摇那个瓶子 。 七 那时常常有“游行”。“四届人大”、“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席逝世”、“ 粉碎四人帮”和“进行新的长征”都游过。（好象只有“天安门事件”因太不得人心 而没有游。）“游行”前每人发一面写好的小旗（不许撕破、窝边儿），出发前全校 先开“大会”。游行时罗鼓喧天，各行各业都出动。我就在游行中看过我妈妈她教研 室的游行队伍，看见她和她的同事们举起小旗喊口号，好象不怎么踊跃的样子；心里 好为妈妈和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惭愧。回到家里，和妈妈说了，妈妈只是扭过头“ 噢”了一声。 在我们家旁边，有一片旗人的老宅。有一个专门捡垃圾的孤老太太，很老，脸很 肿，大家都管她叫“蒙古格格”；“格格”就是“公主”。妈妈她们常在厨房里谈起 她；说她年轻时为“爱情”和一个汉人“私奔”过，其实那汉人只是爱她的钱，钱到 手就把她甩了；说她一辈子“太苦了”。于是，办“向阳大院”要“忆苦思甜”时， 我和几个小朋友就去请她。不料这边她死活不答理我们；那边“向阳大院”的老大妈 大骂我们“臭毛孩子”“有眼无珠”。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我们的父母中也没有几个“ 出身好”“苦大仇深”的，“忆苦思甜”就改成了到附近的另一个小学听录音。 长大后，我才知道“格格”或是“公主”，不是指捡破烂的。 我也尝过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我有一个小伙伴“陈小”－－他妈妈是小学里的“布老师”（“坏”孩子都明里 暗里叫“不老实”）－－与另一个小伙伴“小毛头”打架了，气不过，便在“小毛头 ”家外的墙上写了个“毛”打了个叉。这时正值毛主席老人家去世的“治丧期间”， 立刻来了辆警车和几个“公安员”，手里端着“五四”手枪（我小时一直以为“五四 ”手枪和北大的“五四”操场，命名是同一回事），就要来抓人。“陈小”的妈妈拼 命抱着“陈小”，大声叫“不是我家陈小”“不是我家陈小！”还眼睛凶凶的看着我 们这群小朋友，叫：“谁说是我家陈小？！谁说的，看见了－－站－出－来－！”“ 公安员”又要对笔迹，“布老师”叫冤道：陈小还没有上学，除了“毛主席万岁！” ，不会写其它的字－－这样的小孩，哪个有笔迹，哪个笔迹不是一样呢？“公安员” 为了缓和矛盾，提出给我们这些小孩都验笔迹……这件事越闹越大，连清华里都有好 些人翻墙过来看热闹；“陈小”终于赖在他妈妈的怀里没有被抓走。事后，大家都说 ，要是“布老师”稍“软”一点，“陈小”肯定是给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代销店前 便站了一个“穿便衣”的叔叔，天天站在那里看报纸，连最小的小孩都知道。我们再 也不敢在墙上画带“大檐帽”的国民党军官；而“陈小”也在他家里被结结实实地锁 了半年多。 那时，我们常常以大“反动派”的名字，骂别人：姓蒋的叫“蒋介石”，姓彭的 叫“彭德怀”，姓刘的叫“刘少奇”（前面还要冠上“判徒”、“内奸”、“工贼” ），等等。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阶级斗争也有非常严酷的时候。据妈妈讲，生我的时候，家里都贴着大字报，每 天都要大声对来看的人念；除了碗柜，到处都贴着封条。来“抄家”的大多是熟人， 既有学生，也有几个同事；若不是爸爸在临“抄家”前几天“灵机一动”买了张“毛 主席像”挂起来，和来“抄家”的同事中有好心的人，“抄家”时可能还要受更大的 罪。 妈妈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现在还是），从不怀疑别人，其实不会有什 么“反党言论”。妈妈政治上的“问题”，是因为从“五七”年开始，坚持那些被“ 整”的人“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从“漏网右派”开始，没有错过 一辆“班车”。由于她一直是被“整”的人中唯数很少的“党员”，也一直是一些热 衷“整人”的人的“重点斗争对向”。但妈妈从没有改变过她的初衷。 有一次我小时候，刚从外地的“寄托人”家回来－－妈妈生下我，就被“隔离审 查”了。后来又是“劳动改造”；我从一岁到三岁，姐姐从一岁到六岁（姐姐是“社 教”时出生的），一直被别人带着－－在幼儿园里高烧不退。妈妈放心不下，一天把 我接出来，一手抱着我一手拉车运砖；上坡时就把我放在砖上。带队的工人师傅看不 过，觉得太危险，狠狠地“训”了她一顿；第二天她就把我送回去了。我对这件事可 能还有记忆，因为在我小时的梦中，老有妈妈推着一车碎砖、抱着我，遇到了一个防 空洞大下坡的瞬间；而那些年，妈妈对这件事，是绝口不谈的。 不过从我完全记事起，“阶级斗争”似乎已经淡化了。可能是“北大”的原因吧 ，“有问题”的特别多，小朋友的家长有一小半都“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谁家是“ 右派”、谁家是“历史”、谁家是“现形”、谁家在某某大会上坐过“飞机”；都抱 着一种“这样－－又怎么样？”的态度玩在一起，好象“坏人”只是“小人书”上的 坏人。而这些大人们对小孩也是成天嘻嘻哈哈的，私毫也没有“改悔”的态度。这时 ，许多多年不来往的朋友，也开始相互走动；如西门我妈妈的那家好朋友，大学里就 是好朋友－－也成了右派，过去已多年因怕互相连累而不愿多“照面”了。我因是在 外地入的少先队，连“填表”的那次尴尬也省略掉。 我觉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不是“英明的党中央”，而是已经不再迷信、不 再害怕的人民。 八 我小学三年级时，北京小学“春季改秋季”，全班都要“蹲”半年。妈妈一是不 愿我浪费时间、二是怕我更“精力过剩”不好管，就把我送到南京南大的姨家读小学 ；转学中“跳”了半年。 南京的小朋友和北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除了都非常羡慕和尊敬我这个“北京来 的小朋友”。南京的女生爱说上海话，下课就聚在一块“闻”“上海来的”铅笔象皮 ，说那里有一股“奶油味儿”；南京满街的是“法国梧桐”而不是“窜天杨”，南京 上体育课不踢足球而打垒球，等等。 我们班上有两个“没有户口”的“下放户”，一个叫“陈章”，另一个叫“痧拉 拉”，是我们班上最矮的两个男女生（其实，“痧拉拉”要比全班人都要大两岁）。 他们的学习永远不好，他们的衣服永远脏，他们的脸上永远叮满了蚊子包，他们老是 淘气，别人老是要告他们的状，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又逃‘路队’了， （中午）不回家吃饭，在街上乱转。”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今天又不交 作业。”闹得太厉害了，老师便会说：“陈章、‘痧拉拉’，不许再闹；再闹，就不 让你们‘借读’了。”于是他们俩就会老老实实地坐好几天。 我在北京没有见过要饭的；南京有很多。大家都说“下放的”在乡下卖光了家俱 、卖光了衣服又要回城里“混”了。许多人开始拆房盖房－－拆了原属“下放的”旧 房盖成新房。“夫子庙”现在富丽堂皇，那时却是“棚户区”：泥垒的墙，竹蓖的顶 ，顶上压着报纸；一下雨脏孩子就往公家商店里跑；一年到头都有许多“瘪三儿”一 样的人在街上鬼鬼祟祟地兜售东西和寻找东西。我外公家就在“夫子庙”附近，却不 允许我到那儿去玩。 大人在“乘凉”闲谈时都说：现在的这些“下放的”可怜；前几年那些偷跑回来 的女人更可怜。然后就看看我们孩子不说了。 我姨家有个後门，每天傍晚都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拿搪瓷缸子来要饭吃。有时， 早晨没有煮新饭，头天的饭已经馊了；那个男孩就站在那儿不走，直到要了喂鸡的馊 饭慢慢地带回去。姨挺“防”他，说他有时会偷拿院子里的东西。他穿的，大概和陈 章、“痧拉拉”差不多吧－－稍大后，我常常想，陈章和“痧拉拉”是不是也每天去 要饭呢？他们是不是怕碰到“同学”难为情而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要饭呢？还是他 们的家境要好一些呢－－那时，第一次知道“解放后”还有这麽多“穷人”在“讨饭 ”（虽然我还不知道当时农村的情况），非常“惊讶”和“想不通”，心里是很委屈 、难过的。在南京，我仿佛是一个小蜗牛从它“首都”温暖的象牙塔里，终于向这个 “大千世界”伸出了触角。 并不是所有的“下放户”都学得不好。班上有个姓沈的女同学，既干净，又秀气 ，学习又好，还是班干部；她家也是“下放户”，她奶奶不是，她的户口刚随了奶奶 。“沈”原来也“借读”过，老师常拿“沈”给陈章和“痧拉拉”做榜样。第二年暑 假，我还没有还完小朋友的“小人书”，便被妈妈接回了北京。 九 时代终于慢慢地变了。最先，是进北京城来卖瓜子的农村姑娘，一毛钱一茶杯瓜 子，整天坐在路边等。大人们说她们“浪费时光”、“浪费青春”、“破坏卫生”（ 的确，地上多了许多瓜子皮）。但她们终于象酸枣刺一般在寒风料峭的北京街头“钉 ”住了。半年以后，鸡蛋市场也开放了。而电视台也终于放了第一部我有印象的电视 剧－－“玫瑰香奇案”。 在以上的陈述中，我用的都是真人、真名、真事；没有多做文学上的夸张－－我 觉得，我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够“夸张”的了。 回首童年，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 的 海 让熏风将我升起， 我是天堂中的一片碎叶； 让海风将我带到， 带到那充满了鸥鸣的家园； 那里有我苦苦的祈祷， 和我那烤焦了的童年。 我在这静静的傍晚， 象小船儿一样地飘泊。 那空手回家的渔翁， 夕阳在他眼中摇动； 回忆又将他带到， 他年轻时的几次还愿。 多么轻柔，多么欢畅， 在海的轻叹声中， 月光在静静地顷； 我又一次地变成了破碎的秋叶，是海上 早晨或晚上的霞光， 是海滩篝火上升起的黑烟， 被海风带着在四处飘洒； 来年的雪地上， 我在一片鸥歌声里安眠。 回想读博士过去的这几年，也有挫折，也有想放弃去找工作的时候；但和妈妈他 们比一比，心里也就满足了。我用一年就从“助教”升到了“助研”，而妈妈他们却 用了二十二年。妈妈他们真正开始“科研”，已是四、五十岁的老头、老太了。干扰 他们的运动和家务太多了。至迟一九七五年，中国的物理学界仍然搞过批判“爱因斯 坦”和“相对论”的运动。－－有时我觉得我的这个“博士”，不是为我自己读的， 而是为两代、三代人读的。 十 我在美国读书之余，还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接着，我便开始抨击中国的时敝 ，探讨造成我们民族苦难的劣根性。为此，我得罪了不少人。 母亲听说我这麽不“安分”，特地跑到美国东部来劝我；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 （由此，我才对她一生的坎坷，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造 福人民。 那天，我和母亲游完了“大都会博物馆”，母亲坚持要省两块五美元，坚持要慢 慢仔细地看看纽约。我于是陪着母亲从“大都会博物馆”一直走到“中国城”，走过 了大概七、八十条街。我差不多要累瘫了，而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好象没事，笑说“没 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她在“鲤鱼洲”被监督劳动时每天挑担走的路，差不多就 有这麽远；那时，她还因为“风湿”，天天发着低烧。母亲向我讲过，那时她想用拼 命劳动，来证明她“无罪”。 回家的路上，看着灯火阑珊的曼哈顿岛，象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一般，慢慢地沉到 夜的湖里，母亲又开始耐心地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 造福人民”。那时，我却突然地想到了我的童年；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子”吧。 哦！久违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十月八日，于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