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朴·1993 谈“民族意识”与“大国意识” 读上期《华夏文摘》的有关民族的文章颇多感想，现陈述愚见如下： 首先，美国并非没有民族矛盾，一年多前洛杉矶的暴乱，南韩人便是受害的主要 目标；在纽约，意大利人、犹太人、其它白人、黑人、阿拉泊人、亚裔人……各个民 族分隔居住并因争夺所谓的”社区资源”而时有摩擦；有时，种族问题不过是一个混 合放大了的民族问题－－当然，一个城市能够容得下这么多民族这么多文化这么多矛 盾而又能继续发展，纽约本身便称得上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了。 其次，美国并非对少数民族没有照顾的政策。许多大学都为某些少数民族留一定 百分比的名额，奖学金亦优先。况且，美国政界打种族－民族牌的人士也不在少数。 与种族问题一样，民族的认同感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客观存在，单纯地否认并不高 明。前几天这里新闻里有一则消息，讲了罪犯的眼珠颜色，头发颜色，估计身高体重 ，可能衣着……却避免谈一个主要特征：肤色。使观者并不了然。 做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一员，我认为我是最没有资格谈民族问题的。老实讲 ，汉族对其它民族家长当得并不好。如今天对西藏新疆地区的依顺，与对内地少数民 族的强硬，与几千年来对内官逼民反，对外送女纳币的作法－－又有多大的区别呐？ 汉族正史记载，没有一次少数民族起义的起因不是地方官的贪暴与中央的过度压榨； 至于送女，并非嫁个王昭君，而是送去整个州甚至“长安方圆百里”的所有财产、女 子。何况，地区自治民族自觉是基本人权之一，对于一个既有自己文化又有生机的民 族，没有理由不让它独立自觉；我们汉族曾为抵御外辱争得民族的独立流过不少血， 因为我们懂得寄人篱下做亡国奴的苦楚，我们不是也曾经丧失过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权 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呵！ 凭心而论，我认为“大与统”之策，也不利于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发展与经济上的 多向开拓。中国几千年来努力压制地方势力的天子委派中央集权的官制，造就的只是 些对政绩漠不关心，只会到处括地皮的封建官僚，和对政治漠不关心，以为明哲便能 保身的小老百姓。不象一个小国家里，人们对当权者的来龙去脉举手投足一清二楚，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与统”的文化便是专制的文化。 凭心而论，我也并不认为几千年来的不断“同化”是文化上的一件好事情。“同 化”本身就是“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物，“同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楚文化、 吴越文化、敦煌文化、诸北方文化、及其它几千种富有生气的文化的灵气，而且使汉 文化本身，也失去了抗争的精神与进取的精神象个染缸；文化的发展需要丰富的其它 文化的催化；而民族恰恰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试以中国与欧洲加以比较。欧洲各民族并没有被同化，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而又 保持鲜明的各性，而迅速发展。欧洲各国家独立，各国家可以尝试各自的经济、政治 政策，民主制与君主制共存，革命乱局与稳定发展比邻，货币与人民可以在不同国家 之间跑来跑去，做相对自由的选择。欧洲贵族实行的是有限领地内的世袭制，一块地 经营的好坏直接与统治者有关。所以，无怪乎民主制首先在几个不起眼的小国家，如 荷兰英格兰之类，开始从封建制的和平转变；无怪乎欧洲能在短短的两千年里，大大 地后来而居上；更幸运的是他们在美洲的同胞，在进行一场完美的革命写出一部光辉 的宪法前，已经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新大陆将当时所知的所有民主制度彻底地“试 ”了一遍……与此相反，“大与统”的中国往往一黑到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一乱到底，历史上十数次大的浩劫，幸存仅1/4到1/5的总人口；和平时的内耗， 似乎也并不比有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的欧洲国家的外耗少，更可悲的是这种 “一锅烩”的政策与历史，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内斗”的习惯与嗜好。 现在中国，是以内地的税收维持边疆的繁荣与稳定，再以边疆的不稳定证明专制 的必要性；将来，也许会为西藏的一片不毛之地，或是新疆的一片油田，或是台湾的 几十亿外汇，打一场死几十万人的战争；何况这是王熙凤协理容国府－－你辛苦别人 不买帐（更何况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统治也不满）：我觉得我们大国的梦做得太累了。 所以我觉得，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步，应在于－－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争取和 平相处，至少是相互容忍，就象纽约城里形形色色的民族那样；即使是”分开而平等 ”的自觉，只要不搞割据不打仗，只要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我相信在现代文明的感召下而新生的各个同源的民族文化，终究会汇流到一起，就象 今天的西欧那样。至于如何走这一步，我也不知道－－希望大家一块想招儿。 ☆ ☆ ☆ “千古罪人”辩 　　我想借此文，为“千古罪人”们，辩一辩。 　　中国古代的“千古罪人”，已经“定格”：看到大白脸，便知曹操到。所以，早 前的“千古罪人”，这里不想讨论。虽然，历史上早已盖棺的公案，有时想起来仍很 有趣。如南宋时期的“岳飞－秦桧”一案，历史上的秦桧，并不如《说岳全传》里的 那样一直大权在握，而也是在官场上几上几下，有时弄得还挺惨，比如“榜罪于朝” 等；使我觉得杀岳飞的“秦丞相”，仍是一个“刀笔小吏”；至少，秦桧在对宋高宗 到底想不想抗战，战抗到什么程度的认识上，要比岳飞清楚；或者换一句话说，秦桧 对封建统治的本质的认识上，要比岳飞深刻。相反，我认为，“千古忠臣”如易牙之 流，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是以其愚忠的死，证明了一个王朝的无可救药罢了。 　这里我要谈几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千古罪人”。 　先谈一位大概是遭到骂名最多的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在民国革命中的贡献 ，敝人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弄不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汪精卫叛国投敌的 主因之一，与蒋总司令的内斗，如何受“总裁”的蔑视与欺负，因篇幅的关系，也不 多讲了。然而，汪精卫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在抗战的问题上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 弯所持的理由，却很令人深思。汪精卫认为，中国的国力薄弱、连年内战，且统治腐 败、军人怕死、民生哀苦、各地割据，党派相残，与发达团结的日本对垒，不是对手 ；而发出了“中国不可再战，中国不经一战”的呼声。汪精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已被历史所证明是错误的；然而他所持的部份理由，却也被全面抗战初期时的惨败 与抗战持久后的屯兵内斗所部份地证实了。老实讲，如果不是日本人“愚蠢地”发动 了“太平洋战争”，我还不知道抗战要打几个“八年”呢！ 　再讲两位从“革命”走向“反革命”的罪人：严复和康有为。这两位，一位是 翻译《天演论》最早办新学中国教育界的急先锋，另一位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时 的主战坦克。然而，他们也是“辛亥革命”的最积烈的反对者。后来，严复成了支持 袁世凯登基的“筹安会”的一员，而康有为更是成了民国时期几次复辟满清王室的主 要策划者。是他们老了－－必为被革命的后浪所取代了吗？是他们个人对中国旧文化 和光绪皇帝的感情太深了吗？我觉得答案并不是如此简单和公式化。从他们在辛亥革 命前对中国革命前景悲观的预测来看，诸如他们预言中国人只适于强权统治，所以中 国革命后的政治，也必然是从民主走向独裁；中国革命后必然各地军阀专制、连年内 战、以至最终会闹得国力空虚、民不聊生，甚至可能亡国等，诸如西方列强并不希望 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强大，所以不会给中国机会（当时正是“一次大战”前夕，） 等等－－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海外知识分子的乐观－－成鲜明的对比。现在 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想法也并不全错。《反思：智者的迷茫》一书中说，他们是因为 在“戊戌变法”中亲身体会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的黑暗一面，而变得悲观失望 和保守。可以说，是中国过于黑暗的现实，吞噬了他们革命的勇气与朝气。 　　有时，历史的现象是很复杂的。如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终生大总统的袁世凯，凭 借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有当时的人们对一个“镇得住”的“民主强人”的推崇 与迷信，“中国的华盛顿”的祝愿并非由“北洋系”及其幕僚提出。后来，以那些民 初在北京政府和议会里供职的归国海外学者留学生－－包括另一位戊戌时期的宿将梁 启超－－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的死，也部份地起于这些人之 间的非民主的”国萃“式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引自《反思 ：智者的迷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本引发“五．四“运动，逼死袁世凯的“二 十一条”，据说其提出者，既不是袁世凯，也不是日本人，而是孙中山。 　　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因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向日本提出了不要赔款，而称其为“ 千古罪人”。老实讲，我倒暗中庆幸那时没有要到赔款。七十年代初，即使日本人会 给，这笔钱也一定会用到“输出革命”或是“深挖洞广积粮”上，不会给人民带来实 际的好处。更何况，经济财政如果没有糟到那个程度，也不会有以后的“四．五”运 动。鲁迅先生讲：“若不是有极大的鞭子打到中国人身上，中国人是不会向前动一步 的。” 　　上大学时我喊了无数遍“支持‘改革派’，打倒‘保守派’”。“六．四”以后 ，翻了一些历史，才发现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任何政权在垂 死以前，都要“改一改”“变一变”挣扎两下子。而且，并非所有成功了的改革，都 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戊戌变法”叫“改”，“垂帘听政”当然也叫“改”。中国以 往搞“改革”，总是注重搞“窗口”，改革派搞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要特权建特区 弄特批。老实讲，中共建国后的许多事，都是搞“窗口”抓“典型”搞坏的。所以， “怎么改”的问题，到是比“改不改”，更令我深思。 　　历史上对旧制度改得最好的的一个国家－－诸如创造出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第一 部宪法，第一个持久而有效的议会，第一个不是由单纯的“法官老爷”的意志审判的 法律体系；最先产生出现代科学，最先展开工业革命，也是诸多新的科学技术哲学乃 至艺术的发源地，等等－－却是保守而又狭小的英国。 　　如果只是单纯地把一切“保守派”都抓起来关起来，禁锢他们的喉舌，解散有保 守倾向的议会，废除有保守倾向的宪法，砸烂一切有保守倾向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做 完全不利于他们的宣传，实现“改革派”的彻底的独裁……我不相信这种“改革”会 成功－－其成功便是人类一场新的悲剧的开始。 　　自然科学上有一条重要的原则：科学的结论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达到－－以此类推 ，极端的独裁并非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何况，违反“保守派”的人权也叫“违反人 权”。 　　民主要求我们认真地倾听和思考每一种意见－－无论是同意的和不同意的，对的 还是错的。 　　当然，历史的发展并非没有公正；但曲折发展的历史所有的，是一种“冷面的” 公正；其中，有多少罪人是以“矫枉过正”的面目出现，又有多少罪人的部份预言已 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中国是一个“道德国家”，其思维史上与西方的差别似乎可以 用一句话来概括：“在一个事件面前，东方人首先想得是什么是对的，而西方人首先 想得是什么是真的”。大学时代当我听到一个外藉教师讲这句话时首先感到的是震惊 。也许从此，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政治、科学和历史的路；也许如此，中国人便特 别地容不下自己的敌人，常常想“一棒子打死”。今天，当我反思着这一切，我一天 天深切地感到，在民主已有的“多数原则“与“少数原则”以外，我们似乎还应该再 加上一条：“反面原则”。中世纪已经过去了，有两个词也许应该永远地从人类的历 史上被缔除掉，那就是－－“神圣”和“邪恶”。 　　我希望，未来的人们，可以以科学的眼光来直面人生，以“设身处地”的态度来 对待敌人，以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和乐观主义者的热情－－去创造出一个人类的更美好 的明天。 ☆ ☆ ☆ “六．四” 反 思 录 引 子 何 去 何 从 “六．四”过去已有四年多了；四年的时光，足以使人忘掉一切悲伤，改造一切 记忆－－来适应新的生活。如今，人们既不再关心是否有称其为“悲剧”的可能，又 不再为此忿恨不平；而海外的一切“祭”，也不再使我感到悲痛；每年的这个时候， 不同的政治实体都要照例动作一下，“六．四”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纪念日。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做生意上海回来，谈到大陆现在的“全民经商”和其它行业 的快速贬值，谈到大陆青年现在的狂热与颓废，也谈到这次她所住的一家大旅馆中有 许多卖淫的大学生“送货上门”。那一刻，我们相视而默了。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这 四年带来的巨大变化：四年前，“反腐败”是人们的中心议题；如今，“做生意”已 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基本技能，腐败也已成为了“挖社会主义墙角”实现私有化 的正当手段。总之，只要效果对，对于各派，腐败已经半公开地合法化了。 那时，我突然地想到：做为一位“六．四”的参加者与见证人，我沉默的时间是 太长了。 无疑，今天中国的状况，与“六．四”有关。我认为，“六．四”的政治结局， 是那场民主运动的最坏的一种结局。从此以後，中共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政治 改革，其统治的目的中心不过是为了避免上历史的审判台，视一切民主化为自杀；中 共政权的统治，已走上了“死”路。另一方面，追求民主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不 仅失去了“六．四”前既已取得的一切自由度，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阶下囚。中国 昔日“党政分开”的尝试，就此结束。民主也因此痛失了一段十分必要的“萌芽”与 “传播”的时期，痛失了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可能的舆论自由。从这种意义上讲， 当今国内的民主运动，也走上了“死”路。政治僵死官体依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必然要产生腐败－－也必然要依赖腐败。 我们的失败，难道仅仅是“经验不足”、“头脑过热”吗？ 经济上的松动，并不等于民主；少数精英的奋起，也并不等于民主；甚至广大人 民对旧政权的抛弃，也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一种高等的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受过良好 教育，懂得尊重他人，遵守公共规则的全体人民。民主的实现，要靠理想主义，群众 教育与循序渐进的实践。民主制度的创建，不能靠任何救世主，而应靠逐步觉醒的广 大人民，一步一步地争取掌握他们的命运，约束他们的统治者，将灌输给他们的民主 理论，一点一滴地熔入他们的民主实践。急风暴雨式的民主革命，带来的仅是实现民 主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民主的制度。我很难想象一个纸醉金迷“全民腐败 “烂透了的社会，能够很快实现民主。昔日的法国大革命有诸多有利因素，依然以血 腥始以皇帝终；今日在有的国家里华人掌握着他们所允许从事的经济的命脉，依然没 有写中国字的权力；今日众多的“民主制”的国家里，又有多少实现了“民主”甚至 是基本的普通人的尊严呢？ 人们啊，“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空想民主主义”的路－－是不是一场梦呵?!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你怎么知道“六．四”一定要失败呢？你怎么知道“ 六．四”如成功了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六．四”的“只重视效果，不重 视取得结果的途径”的方法，已经是反科学的了；其态度只重视自己而不重视他人， 已经是反民主的了。我反复地回想，觉得“六．四”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这里，我 要苛求一下“六．四”的推动者青年学生和其“领导者”。 也许，此文会对某些当事人和当今的民主运动，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我们如果不 对－－本应是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先进，和最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做较高政治和 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要求自己，又何必对中共政府有所要求呢？又何必要求 民主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们对自己和对自己的“领袖们”－－要求太低，捧得 太高－－是“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次革命失败的主要 原因呢？让我们还是不要神化“六．四”吧；让我们不要再用人民的血来证明我们自 己的正确了吧；我希望，我们和未来的人们，能以此为训，不要再搞这样的“群众运 动”，不要再蹈历史的复辙。这正是作者写本文的主要原因与寄望吧…… 陈述事实，坦白一切，是我，一个“六．四”的参加者旁观者与幸存者，对死者 和来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游 行 队 伍 “四．二七”大游行是凯旋式的；但其中未必全是英雄式的。从北大的游行队伍 来看，刚出校门最危险时仅可千人；回来时，那胜利的队伍已过万人；而且，出去的 队头已差不多变成了队尾。按北京老百姓的话说:“瞧! 又是一群北大的，又是一面北 大的旗……” 与其相关的是，谁是那开始不知事不怕死的千名壮士？是那些平时就早已－－觉 悟彻底见多识广言论激烈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吗？非也，笔者出身大都市 的礼教之家，所知所识之同乡同类上千，而我们大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的“纯”理 论家，善于保护自己，特能纵观全局，消息很灵通，爱打落水狗，真卷入革命之大潮 的仅一两人而矣。有几位那时出国有望的，那时说话变得“谨慎”，“戒严”之后最 先“转向”，借革命之东风很快拿到“签证”，可谓“先修身齐家而后救国”的典范 。所以，我最不爱听那时出来的海外学生谈他／她“六．四”时的经历…… 所以，无怪乎那些写过遗书冲锋陷阵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都是一些家里没有文 化毫无门路的来自农村的同学们。许多人那时其实对政府的期望很深很大，道理其实 很简单：他们家庭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一切的个人希望都在这个 国家身上。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自比于“五．四”启蒙的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范围 里，一开始就是一场“农民”的运动。 二 民 主 之 争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素以讲 “科学”、“自由”和“民主”闻名。北京大学也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 在“六．四”民运中又升级为“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部”－－想必北大的学生大 部分都民主的功力极深了吧？ 非也。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慷慨有余理性不足，有关民主的政治历史的基础知识均 不足，有时真觉得象“骂街”。也许水平不高是时间仓促造成的－－且慢，罢课的时 间不短了，但同学们的演讲水平反而下降了。我想，这和同学们一贯的民主态度是有 关的。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同学们讲演和听讲演的目的，首先是对“讲”和“共鸣 ”“热烈”的需求－－而“听”和“想”都太少了。往往谁越激昂偏激，得到的听众 和鼓掌叫好便越多，便越激昂偏激；反之，稍微讲一点不同意见，便被“嘘”“哄” ，而很难讲下去。许多同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讲出了与自己初衷相反的话 －－或者是大大地夸大了要讲的的话。这种情况在运动的初期，从“勇气”的角度上 ，还好理解；然而，此情况是越到后期越严重。我记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中第一个站 出来支持学生的，是北外（？）的 “陈明远”（音），第一次在北大讲演时，第一句 话便是“我叫陈明远……”；那时全校欢声雷动、群情激奋。绝食开始后，他又到北 大来讲，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同学们“再多想想，冷静点”，当时就被嘘哄得一蹋糊涂 、差点儿下不来台，要不是“我们”还给他昔日一点儿面子的话。后来，戴晴等几位 “大腕”到天安门广场劝绝食的同学要“冷静点”，不也是先奉上一大堆高帽，如何 如何，然后才惴惴不安地挤出下文来吗－－可惜那时笔者已无权观瞻了，只是在百忙 之中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之声中听到过一句 “戴晴……等希望大家仍要冷静”之类的 话－－那一幕，我还是从“平暴”的电视中才看到的呢！后来，“戒严”以後，北大 的十位中、老年教师从对局势的忧虑和对同学们的安全的担心的角度上，以“公开信 ”的行式，希望学生们“撤”；谆谆师情溢于言表，是对是错本可厚非。然而，“狗 头”“奴才”之类谩骂群起雀噪，杀无赦之类标语见于北大三角地的民主墙－－真使 人确有点儿担忧起那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了。 我这里无意否认，在那场民主运动中，广大学生们，包括我，从北大三角地墙上 的大字报中，从学生广播电台的“民主争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自由。我要 指出的是，在同学们还刚刚接触民主不懂民主的条件下就急于搞大动作，是极不合适 的。我和一些同学正是因此，在当时是“绝食”的反对者。 笔者曾就“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算不算‘民主’”与班里的 同学唇枪舌战了一夜，最后的结论是（少数服从多数）：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 ，“不让他继续放屁，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在表达民主的意见－－“就是一种民 主”。 三 谁 主 沉 浮 如果说有什么原因注定这次“民运”失败的话，那就是“脱离人民”。在同学们 的演讲里、在空洞的学生腔式的宣传里，有关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话太少了。大家都低 估了“老百姓”，以为老百姓关心的，不过就是“平抑物价”“平均分配”罢了，而 不去关心他们在一个集权腐朽“官本制”的社会里的疾苦，他们受到的剥削与人权的 被剥夺。同学们以为民主的壮举，就是游行，演讲，受专制的迫害，迎刃而上鼓噪而 呼之类；没有起到一个启蒙者应有的作用。后来上街，同学们讲不出几句老百姓心里 的切身话，而只会“振臂高呼”；“人民万岁”的口号也只是停留在针对老百姓支持 学生游行的意义上。游行中唱的歌，除了“国际歌”与“国歌”，就是那几首“军训 ”中学的歌。 与此相继，是同学们“唱主角”的热情越来越浓厚。这次“民运”初期的最高目 标，不过是争取“新闻自由”。“四．二七”之后，首都的新闻界已经处在半失控的 状态，对“四．二七”游行的正面报道见于《人民日报》。当时，本应由年轻的一代 新闻记者唱“新闻自由”的主角，由广大高校的同学做后备威慑力量，争取到至少是 实质上的“半自由”。然而，同学们（不仅是少数将来可能有危险的学生领袖）许多 人都热衷于搞“趁胜追击”，要求政府立即“为四．二七平反”，“承认学生组织的 合法性”，“为运动摘帽”。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个人以为，从“四．二七” 到“戒严”之前，中共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显 示了“怕”的迹象，这本身已经是莫大地进步了；动乱的“帽子”只要不敢再扣，便 只有自己带上。至于政府敢不敢“打击报复”，拆散我们的组织，那要看我们同学自 己今后团结得怎样。－－如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利用学生们掌握着的情况、 资料、数据，团结广大青年教师干部和记者，“以己之长”（甚至是忍辱负重地）与 政府展开几次对话，从教育入手，以“官倒”和“苛捐杂税”为的，为无权无势的普 通劳动者出几口那时心中的晦气怨气怒气，从而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争取大多数人 民对我们行动的理解……那样的话，“民运”就会站到“有理、有利、有节”的高度 上而游韧有余了。－－可惜的是，在“五．四”大游行之后对下一步的行动的争论刚 刚发旎，“对话”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绝食”就先登场了（见下文），从而使“ 民运”的焦点一下变到“对绝食学生的态度”上，从而使人民对学生运动最终或漠然 或同情或支持，而没有把“民主”当做他们自己的事；因为对于一般民众，“民主” 的确是比“五。四”时期的“爱国”要难懂和复杂多了；只有极少数最先进地区的少 数最先知觉的人民敢于投身此次运动，然而他们的行动在广大沉默的海洋里只能被白 白地牺牲掉－－由此埋下了此次“民运”最终失败的种子。而学生与政府之间预期的 对话，也因“袁木”的一句话，上升为“谈判”了。 四 组 织 原 则 “四．二二”北大“五四”操场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学生自 治会”组织原则是: １．新“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由以下若干同学组成；（当时这些自荐的同学 的确很勇敢！） ２．新的筹委会委员由已有的筹委会委员提名并选举产生； ３．并通知全体同学，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是否有“为保护参加同学的人身安全，筹委会中的部分职务对外保密”的第四条 款笔者已记不确了，似为有。这种小“政治局”式的组织方式当时就受到了几乎全体 同学的一致反对。筹委会匆忙宣布这次会议不算，组织原则另行开会讨论。于是会议 不欢而散。 不过自此以後，无论是“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还是“北大学生自治会”， 还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还是以後的“绝食请愿团”与“绝食请愿後援团”， 采取的似乎都是这一组织形式－－只是发号召，采取行动，宣布组织人员名单，开新 闻发布会；领导着大家前进－－甚至不怎么再宣布“组织原则”。而那场讨论组织原 则的大会，也因热火朝天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不再开了。 “四．二七”之后，北大“学生纠察队”的队长赵体国（音，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的汉子），看到形势对学生有利，于是贴了一张针对组织工作的大字报，对组织者中 爱出风头互相扯皮见风使舵的现象做了十分善意的（实际上是有些遮遮掩掩的）批评 。大字报贴了不到半天便被撕去；而赵本人，也被撤去了纠察队长的职务，明令通告 。 千万不要以为问题只是“民主司令部”内的，本系的“系学生自治会”最早一批 去募捐，在颐和园募了约二百元（那时还胆小没敢太搞），上缴一百，留了一百做“ 本系革命的本钱”。后来，特别是为“绝食”募捐，北京街头的学生讲几句就开始敛 钱，只嫌不多，连正经的称谓也没有，连收据也不给人家开。是否必用“募捐纪念” 的名片募捐的问题曾在“校筹委会”内讨论过，因“太麻烦”“不实际”“（不要） 已既成事实”而给一致立拒，“领导顺应了潮流”，募捐从此不要任何凭据便名正言 顺了。 最后，讲一下同学们对“民主权力”的态度。五月五日晚上曾对是否继续罢课全 北大投票表决，结果是压倒多数地“罢”；但后来两天，差不多所有的理科都复课了 。我当时问同班的同学为什么还要罢课，他们的回答痛快地是“为什么不‘罢’？！ ”后来又同学们为什么还来上课，回答又是“为什么不‘来’？！”彼此天真的脸上 ，挂着孩子般的笑意－－如此不珍惜自己的民主的权力和决定。为了贯彻一致的“罢 课”，有的学校曾准备组织纠察队封锁图书馆及教学楼，等等；不一一类举了。 五 绝 食 起 因 “五．四”大游行之后，“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下一步决策，经过几次 反复之后，投票表决的结果，大意是罢课自愿，积极筹备，准备对话。可以说，这是 一项当时十分明智的决策。 之所以罢课自愿，是因为学科的性质不同，文科愿继续罢而理科已基本复课；也 因此，“文科”对“理科”颇有微辞。其实，科学与民主本来是不可分的，只要学生 的组织在，大家的关心在，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促进民主；何况，经过长时间的罢课， 同学们的精神都松懈了，借罢课出去旅游已经是普遍现象。所以，复课似乎也是必要 的了。 所谓的积极筹备，指的是以讲演，座谈，出版刊物，展开讨论等温和方式争取进 一步的民主，并配合学生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那时，大部分理科的同学都在一面紧张补课，一面等待着“高自联”所精心准备 的“对话团”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而政府，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内部有分歧，对话的 调子一时定不下来，而在拖延时间，但也在准备对话，不敢说不对。－－环境使然， 当时不仅广大学生在等待着对话，老百姓也在等待着对话，一切对“腐败”不满的国 家干部也在等待着对话。当时政府的“喉舌”已经失控半失控，报纸前所未有地好看 ，舆论对学生有利。 然而，少数对“现状”不满的学生领袖，开始号召大家绝食，要求立刻为“四． 二七”平反，和与政府之间展开“高级别的”对话，并开始“绝食签名”－－既不顾 广大同学刚刚接触“民主”有许多方式态度与组织上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作法的事 实，也不顾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高自联”的民主决定－－终于在五月十三日带领上 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将少数他们的想法强加于现实之上。 “情绪”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有许多同学本来不同意绝食，但一到天安门广场， 一看见那个气份那种情绪，就再也不能自己了。“存在”是另一种害人的东西，绝食 以後，大家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寄望它能有好的结局，只能“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 了。 然而，真正使天安门广场变成“民运”的全部中心的，是所谓的“自焚”事件。 据一位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讲：本来，是两个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某 某再不出来我就要自焚了。本来，此事（无论起因的真假）足应引起绝食领导人对理 智的警觉；然而，绝食广播台却匆匆把此事向全场宣布，向各校宣传，至使那两个同 学真的准备了汽油瓶……于是，人们停止了一切活动，将一切注意力投向天安门广场 …… 从此，广场内的“绝食总指挥”实质上指挥着全国的学生，广场外的“绝食后援 团”实际上接管了北大的“学自联”，“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也名存实亡，只 有配合“广场绝食请愿团”的一切行动为荷。可悲呵，一个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成 立不到二十天，就死在内部的“路线斗争”上，就死在自己人的行动上了。 至此，“民运”已基本上是“右派”不如“左派”，“文斗”不如“武斗”，“ 理智”不如“偏激”；总之，搞得越“大”越“火”越“正确”。由此，“民运”以 後的趋势及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至于以後的那些在绝食最高层里争权夺利， 在绝食圈里搞等级特权，在绝食最严重的时刻搞噱头以爬上著名的最高峰的人和事， 在此提起已毫无意义了－－它们只不过是“实现自我”的“精英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罢了。 有人曾设想，绝食教育了人民（？），如果能在戒严军队开进来前就撤出来，结 局或许不同；鄙人不敢苟同。“绝食”不就是对同情学生的政府人士的“民主与法制 的轨道”的最坏的回答吗？“绝食”不但使“改革派”失去了继续向人民妥协的依据 ，而且使“顽固派”大开杀戒无所依恋无所顾虑。 如果说那次“民运”曾有出路的话，我个人以为，出路只有一个：在“五．四” 以後那段有利的时机里坚持对话，为着“为民请命”的这一主题可做适当的妥协。 讲到“妥协”，在东方的政治里，它是“怯懦”和“投降”，是政治上的自杀。 然而，翻开成功的西方政治史，“妥协”和最后的相互尊重往往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 石，一两次妥协达不到的目标可以通过多次妥协而实现，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 这样“水涨船高”的模式逐步实现的。可以说，成功的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部成功 的妥协史。可惜，同学们在全面专制的社会里生活得太久了，以为民主也应该是很“ 革命”的。 凭心而论，我觉得当时那种对政府的态度也不对。我们对人说话，还要考虑对方 的接受能力，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后说什么。难道对一个政府，就可以不 顾面子不给退路吗？难道在政治上，就可以不计后果随心所欲了吗？学生们甚至对政 府里的“妥协派”，也是一点面子不给一点反应时间不给，诸如绝食学生厉拒阎明复 之类。也许这也正是赵紫阳在绝食学生面前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之一吧！ 六 痛 定 思 痛 一场悲剧完了，泪流干了，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说什么是人权的话，我认为：“人权”便是人民应有的权力－－包括他们过 问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的权力，他们过问自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受不随当权者喜怒 所左右的法律审判的权力，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力，他们因辛 勤的劳动而获得体面的生存的权力，等等等等。如果说谁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最大受害 者，我的回答便是：我们的人民－－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要养活一大批中共的统治中坚 ，还要养活更大一批实际上“不劳而获”的统治依附；昔日，马克思曾将那时“革命 前夕”的资本主义描写成一个“金字塔形”，今日的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圆柱形” ，可见其底层劳动者身上之沉重。“六．四”及其后，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丧 失了人性，而且也疯狂地违犯了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刑法、诉讼法……中国对劳动者 的捐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却曾经是除“非洲兄弟”以外唯一不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国90％的老百姓，一生中没有机会进入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借 一本书。一个拒绝为其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设施的政府，却是举办一场世界体育盛 会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的大规模的腐败，便是一种在经济上对人权的 最激烈的违反，因为广大人民永远是这种腐败的受害者。在中国，无论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谁工作得越辛勤谁生活得也越辛苦，谁待人越诚实谁为生也越受气，过去 如此，现在依旧－－与此相比，昔日“绝食学生”所受到的待遇和今日持不同政见者 的人权，实在是次要的了。而我认为，脱离了这样的人性，政治仅仅做为政治，政治 便再无意义可言了。 痛定思痛，我的心里更觉得沉痛。“六．四”过去快五年了，那些在这一事件中 死去的人们，有的已永远地从历史中消失了，长安街上的血，也已经晒干了（这里那 些对“六．四”的仅仅是对鲜血的回忆和对学生领袖们言行事迹的记述，就象一出上 演过几遍的旧戏一样，不再有戏剧的效果了）。年轻学子如我，也想尽方法出国，在 异国做异乡梦，或是仅仅地想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已成了我们逃 避对自己祖国责任的最好的借口。而国内的那些贪官污隶，官倒公子，那些搞买办的 和卖国的，和那些真正的嗜血暴徒，活得正从未有得痛快。普通的老百姓们在冥冥中 ，再一次地开始了对“老毛”的崇拜和对“旧时代”的“怀念”，以聊寄托－－这便 是历史对“六．四”的嘲讽吧。我只希望读此文的诸公，在我们“个人奋斗”的征途 上，在庆祝中国私有化的凯歌声里，不要太忘记了那里覆巢之下的老百姓们。 可见，不仅我们搞的“民主运动”是不成功的，甚至没有为我们自己提供体面的 的民主；我们甚至连“做人”还没有学会呢－－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自己、对待同志 和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吧？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民主的组织和它的决议的吧？看我 们又是怎样地对待人民的呢？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自己的盟友和自己的敌手的呢？“ 六．四”以後我们又是怎样地诉说和总结那场以上千条生命为代价的民运的呢？－－ 我感觉中国依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运动；我感觉我个人也需要一次基督 徒式的爱的洗礼。 请不要再用“群众运动”为我们自己开脱了吧！是谁视而不见自己的缺点？是谁 偏爱大的行动？是谁把自己的言行当做圣旨？是谁在游行中反复叫喊“毛主席教导我 们说：‘反对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选集》第……页”的名言的？ 又是谁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尊“民主女神”的呢？－－是我，我们，是我们青 年学生。 可以说，“六．四”血的教训之一便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民主” 更是一种道德。 所以，我们既不是众“神”，也不是什么“‘六．四’的英雄”。“六．四”没 有“神”，“六．四”中英雄的只是那些无私地支持过学生和倒在长安街上的无名无 姓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只想做个“人”，我们还未 做过“人”－－我们应该学做“人”。 七 寄 望 未 来 以上，便是我的坦白吧！ 由于时间过久，也由于本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特别是由于我的主观所带来的片 面性，因为那时在运动中我是常常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运动本身就会使 人疯狂），肯定会有一些错看、误记和当时道听途说而现在忆成亲身经历的事，又没 有条件去一一查证。－－尽管如此，我本人将对以上文章中的一切陈述负一切法律和 道义上的责任，并期待着与一切当事人对证。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除了一点－－那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地愚蠢、粗暴和爱“实 现自我”； 我反思了几年，只得到了这几句“马后炮”；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或给我 以正视未来的勇气和希望； “六．四”之后，北京的老百姓只要知道我是“北大”的学生，只要有机会，总 要问我：北大的学生到底死了多少？是不是政府不让说……那时我真是惭愧呵－－我 只有发誓我的后半生要为他们而活着；但现在我仍然缺乏面对他们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 从此，解剖他人和渴望他人解剖自我，便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在这撕心裂肺的痛 苦中我会获得一种梦幻般的慰藉； 但愿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本文作者成 朴，原北大八六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