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us)(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梁漱溟对1953年顶撞毛泽东的反省 　　作者：马勇 　　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以为梁漱溟敢于触 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 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出 了一阵风头，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接近于彻底放 弃先前的思想主张。 　　由于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发生语言冲突的时候，由周恩来提及梁漱溟的历史问 题，所以毛泽东当时就提议将梁漱溟的这个问题移交给“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 论，并警告政协诸位不要对解决问题抱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了解的梁漱溟决不会 轻易服输。[1]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显然错了，梁漱溟在后来的变化远远出乎毛泽 东的预料。 　　梁漱溟没有因为冒犯“龙颜”而受到处分，但作为当事人，梁漱溟在事情发 生之初还是相当紧张。最初几天，许多朋友、门生纷纷到梁家为之劝解，梁漱溟 的心情稍有好转，“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 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2] 　　对已发生的事情，梁漱溟反复思考，虽然部分承认自己或许在方法上有不妥 之处，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中共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 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不是恶意，何以招致中共负责 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 什么错?错在哪里?梁漱溟觉得，中共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对待他， 完全是一种“误会”，而自己的不足，不过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 而无一片侧隐之心。自己虽然知道必须是侧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 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总之，你毛泽东有 理，我梁漱溟也不是无理。 　　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冲突时曾表示，尽管与梁漱溟有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 议不要开除梁漱溟的政协委员。梁漱溟意气用事表示当不当政协委员无所谓。所 以当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及秘书长李维汉，请假 在家敬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并请政协安排机会由他当面检讨。 　　李维汉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请帖，全国政协照送不误，至于出席或 否，随梁漱溟自己决定。至于梁漱溟自请当众检讨一层，李维汉则嘱民盟中央辛 志超口头答复暂缓。如是延至当年底，经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销假。 转过年(1954年1月)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 请参加，所有要给梁漱溟处分的话，始终不见再提起。梁漱溟除发言少了，各项 活动如常，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3]不过，这都是后话，而在当时梁漱溟还是 相当紧张和想不开的。 　　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 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 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 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 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 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 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 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 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 一些发言，或与毛泽东谈话，或给毛泽东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 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 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 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 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 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 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 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 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 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 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 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 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显然，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乃父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 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计较意见正确与否以及中共负责 人的态度如何。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亲 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 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4] 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 记。恕儿亦有所说。” [5] 　　在儿子及各方友人劝说疏导下，梁漱溟的心情渐渐好转，两天后便伏案检讨 认识自己。过了大约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书面检讨，两个儿子看后提了一些 修改意见，认为这份文字太偏于检讨个人修养而未更多从政治上考虑。 　　根据两个儿子及一些门生如黄艮庸、李渊庭和友人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梁漱 溟对这份文字进行修改，至10月3日请门生李渊庭抄清后作为书信送全国政协转 毛泽东。[6]此事至此应该说基本结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于是发生极 大转变。 　　梁漱溟的这次转变，在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味，它既意味着新的梁 漱溟和旧的梁漱溟彻底决裂，又意味着梁漱溟不仅在思想上认可中共理论，从此 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以此为参照检讨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 不见往昔“骨气”，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谈到毛泽东时，无不是一副恭 谦的小学生神态。[7] 　　在往昔几乎所有讨论梁漱溟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张扬他敢于与毛泽东翻脸的 所谓“骨气”，所谓“正气”。其实，就历史真相而言，毛泽东的一番怒斥，周 恩来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谓“骨气”与“正义”。因为 仅仅经过几天时间，梁漱溟在其儿子、友人的劝说下，破天荒地检讨自己的不足 乃至问题，沉痛反省自己的错误之所由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番反省， 梁漱溟发自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他自己再也不愿意坚持什么“骨气”与“正义”， 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与中共，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心同德的心路历程，所以 他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被“冷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体上并没有 改变，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张扬自己而已。 　　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 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阶级 斗争学说由来已久，当中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打败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后， 自己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 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 　　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铰蔽而出不 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 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 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 成的。 　　梁漱溟还认识到，他长期以来对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 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但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 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加以反驳，而自己 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着行动。因此每当有左 倾朋友批评时，自己总不服气。梁漱溟承认，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与毛泽东 顶撞的思想根源。 　　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梁漱溟当时还自认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从五四时代 在毛泽东岳父杨怀中家见面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 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 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泽东是缔造中国共产党胜利和新中国诞生 的伟人，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心情而不顾，在 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公愤的。因此过去从来不愿认错的 梁漱溟这次彻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 动： 　　从道理讲，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 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 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 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 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 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 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 受我欺骗;那自然是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 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8] 　　梁漱溟的这些检讨是真诚的，甚至在三十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去世十多 年后，当他向一些年轻后辈谈起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时，梁漱溟仍然坚持说： 　　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 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 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 寞。[9] 　　平静中略有几分不满，甚或有点“翻案”的企图。[10] 　　梁漱溟的深刻检讨，加上一些人从中游说，使毛泽东暂时放弃对梁漱溟的迫 究，梁漱溟虽心情沉重，但生活条件和待遇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 　　在为梁漱溟说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济深和张澜。李、张二人都是梁漱溟 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深知梁漱溟的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毛泽东对梁漱溟了 解不深，之所以说出那些过火的话完全是出于误会。当时，李济深和张澜都是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张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们不仅出席 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会议，而且在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面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济深在9月l1日梁漱溟发言后，曾简单表示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 但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梁漱溟时，二人虽都在主席台落坐，然都未再说一句话。他 们深知，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时候，批评谁都不好。 　　不过事情过后，李济深、张澜都没有忘记老朋友，深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 担优。因而二人商定联名致信毛泽东，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继则以老友的身 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与为人，希望毛泽东能看到梁漱溟独特的坦率、耿直一面， 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肯定看过此信，但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李、张二人，但 在实际行动上明显答应李、张的请求，宽容了梁漱溟的过错[11]，使梁漱溟暂时 免受指责和批判。 　　在向毛泽东求情的同时，李济深、张澜等老朋友也通过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 压，劝说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使领袖面子太难堪，要适度检讨自己的问 题。于是在各方面劝说压力下，梁漱溟终于放弃自己先前几十年特立独行的所谓 骨气，所谓浩然正气，发自内心认定自己不应该与最高领袖当面顶撞，此后又不 断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示好。然而遗憾的是，据可信史料，他在此后 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毛泽东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他的政治地位 虽然没有太大变动，但基本上已经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尽管他此 后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泽东思想靠拢。 　　[1]《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5)，112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7年。 　　[2]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 《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附记，《梁漱溟全集》(7)， 13页。 　　[4]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 　　[6]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5页。 　　[7] 梁漱溟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同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 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 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3年，他的孙女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 奇”，寓意崇敬刘少奇主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梁钦奇也就 不再崇敬刘少奇了，更名为“梁彤”;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 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映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 之后的思想进程和圣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 　　[8] 《梁漱溟与毛泽东》，29页。 　　[9] 任华、驰方：《梁漱溟先生访问记》，《良友》画报(香港)1986年8月号; 《我的努力与反省》，442-443页。 　　[10] 参见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 　　[11]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梁漱溟与 毛泽东》，34页。 (XYS20231107)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us)(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