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罪行 陈清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一百年前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 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把反对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 反对列强瓜分和抵抗八国联军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它显 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表现了中国 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 中国的阴谋,狠狠地教训了入侵者,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到 了挽救的作用。周恩来对义和团运动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 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为争取祖 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和鲜血的义和团先烈们,丹心碧血,将青 史永垂。   为“基督文明”而战的八国联军(许多传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 北京和北京陷落后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全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 西方在华的强力传教与“护教”军队在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极端痛苦 与屈辱,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本文仅就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 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叙述,以兹纪念义和团运动并缅怀先烈。   义和团运动期间,洋教士无恶不作,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 从干涉、参与武装镇压到抢劫,直至设计进一步侵华方案,欠下了中 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   19世纪末到1900年春,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和京津迅速发展,帝 国主义大为震惊,列强公使纷纷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严惩 义和团,以后又发展成八国联军侵华。洋教士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公理会传教 士明恩溥,他早在山东时就用各种手段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 他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诬蔑和谩 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驻京美 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20个县迅 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 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办,则庞庄— 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麻海如:《华 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64页)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 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 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 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屠 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 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竭力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 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国出席“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 议”。在会上,指陈中国局势的严重,预言不久将有“变乱”发生, 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行动,设法弭止。接着又到波士顿、华盛 顿、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政府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 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返华途中,他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 展到许多省份,便发电给上海的英国总领事,转请英国首相要求中国 各省督抚对在华英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 问,提供了“东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法籍主教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 和团在京师及直隶发展迅猛,请法国武装人员驻北京,“保护我们和 我们所有的东西”。(《蓝皮书》,第72页)   1900年5月末,传教士们一再向荣禄、裕禄、顺天府尹和总理衙门 发出紧急函件,要求他们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洋教势力。樊国梁写 信给荣禄说:“……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城、霸州等处 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 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 之中也”。“若不作速想法严办”的话,列强将“护教弭乱”,将要 “仿效占据胶州之故事”,各国军舰“将衔尾而至”,“数平匪乱”。 (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1900年,《近代史资料》,1963年 第3期,第23页、26页、20页)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天津陷落,在准备 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 报官等。   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 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 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 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 意。在此我还要向你们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 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 本),第71页-72页]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 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 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 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传教杂志》 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除天主教传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传教士也有人担任情报官的职 务,丁韪良、明恩溥等都脱去了道袍,成为翻译官,并拿起了武器。 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 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 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 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 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 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 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 在我们出发前5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 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 地图上一一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传教杂志》 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 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 通常是把他们编成12人或20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 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 给情报处”。(《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80-81页,第101- 105页)他又说:“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窦纳 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 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 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 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 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日黄昏,先头 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 出发攻城”。(《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101页-105页)实际 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年7月14日八国侵 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 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从以上可知,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 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烧杀掳掠,“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 横。”(《义和团》第1册,第90页)他们在北京下令大杀、大抢、大 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就 连后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也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 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义和团》第3册,第123页)当时各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各国公使 及其随员,也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 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樊国梁自己也参与这一行动,从8月18月开始, 连续抢劫了8天。1901年樊国梁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时承认了这一 事实。他说:“我们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 …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遣使会年鉴》 1902年(合订本),第69页)樊国梁于是公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 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一 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入一处,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 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 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 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 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 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 230页)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的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 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抢劫,但他只承认抢劫了二十万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页-123页]八国联军是同 天主教传教士一起进行抢劫的。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 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道:“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 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 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 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 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天主 教的传教士还到各个县勒索巨额赔款。   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疯狂地参与了抢劫的活动。丁 韪良也是抢东西的强盗。他对当时的北京情况是这样描写的:“有一 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惶逃跑,他 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 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丁韪良:《北京被围目 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丁韪良承认自己“干了 一点小小的抢劫”。他还描述了美国公理会都春圃牧师在一处王府抢 劫的情况。他说:“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 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 队和使馆做了通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丁韪良:《北 京被围目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7页)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可谓是典型。他在 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 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 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 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 周围的各个客户家中进行抢动。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 强盗行径。如8月20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 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 待”。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 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 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月18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 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 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博恒理: 《梅子明传》,第190页-191页,195页-199页)梅子明还将劫物进 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 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 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传教士们还到处任意勒索赔款,“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农民 和索取银两。从1901年到1902年,仅北京和直隶自筹赔偿给教会和传 教士的银子竟达11124012两,这些都是在签订条约之外的额外勒索。   对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1901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 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中却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 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 “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 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暴行作 了义正辞严的谴责。他写了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长篇文章, 发表在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 12月24日《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该报记者钱伯兰从北京梅子明处直接 采访的消息:梅子明“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 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 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 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 每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   接着,马克·吐温评论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 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 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 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 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 比拟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 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 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马克·吐温的正义 谴责击中了要害,使这些干坏事的传教士张惶失措,美国的反动势力 也为此慌了手脚。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为帝国主义强盗设计了义和团运动后如何 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 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亲运 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 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 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 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 阁。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2、每个能 派遣10000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2人为阁员。3、中国的总督 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2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 所绝对信任的。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 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 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或几国的利益;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 接管辖;6、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国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 救北京”。(《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页)   同年7月,丁韪良也草拟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叫嚷:“让 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指中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 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向各国公使 提出新的主张。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 “以华制华”的方案。其内容有:“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 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取消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 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 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 行动。丁韪良进一步提出:“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 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 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 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磨擦的过程。 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 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 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丁韪 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页-147页)   同年9月28日,丁韪良在路经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 (英侨礼拜堂)发表演说,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些“新” 的“意见”,即“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 导这位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可以恢复。像目前这 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 接收所有兵工厂或加以推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 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北华捷报》1900年10月3日,第 729页-730页)这一番话中其狰狞面貌完全暴露无遗。   很显然,丁韪良的新“计划”,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 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 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仅仅是傀儡政权的外壳。   丁韪良后来又写了《北京被围,中国抵抗联军》一书,除了恶毒 地攻击义和团外,还为美帝国主义出谋划策。他在提出“以华制华” 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他说“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 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 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 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 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 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 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 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 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 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 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 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 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 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 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 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 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丁韪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 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   以上仅是洋教士在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已可见他们侵略 中国的活动,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洋教士参与镇压义和团的罪俱在, 不容抵赖。 光明日报2000年09月22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