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鲁迅没有离我们远去──兼谈鲁迅与赛义德 杨曾宪 在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之际，我们纪念鲁迅，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和继承鲁迅 精神。对此，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特别是今天，在我们迫切需要打造我们民族刚毅 自信理性精神的时候。但令人遗憾的是，透过许多表面热闹的纪念活动，我却感到， 鲁迅正越来越被学术化、商业化，我们已偏离鲁迅精神越来越远了。 关于鲁迅的商业化，不久前笔者在《劝君莫饮“鲁迅酒”》（《中华读书报》２０ ０１、８、２９）小文中已做了批评，并提出了对策。只要有良知的学者身体力行， 自己不糟蹋鲁迅，也不给糟蹋鲁迅的人以支持，市场法则本身就会将这股风刹住： 演的所谓“鲁迅戏”没人看，那就只能草草收场；酿的所谓“鲁迅酒”没人喝，那 就只能换个牌子，如此等等，简单得很。但如何使鲁迅精神从学术围城中突显出来， 却是个复杂问题。我绝不是笼统地反对鲁迅研究的学术化。鲁迅是中华民族一笔巨 大的精神与文化财富，鲁迅又是丰富的，立体的。对鲁迅的专业化研究，是继承这 笔财富的重要途径。其中，对作为学者的鲁迅，理当进行学术研究；对作为作家的 鲁迅，理当进行文学研究。但是，鲁迅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更在他的精神、思想和 人格，而这些却是一个人文学者乃至整个民族的价值体认与品格修养课题。当我们将 鲁迅的精神、思想和人格也统统变成学术、学问和知识体系时，鲁迅的精神价值便 被作为过去时的存在而消解在文本中。这样，尽管我们拥有丰富的鲁研成果，却依 然掩饰不住当代中国学界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苍白；尽管我们将鲁迅的社会文化地 位不断抬高，但当代许多学人所真正顶礼膜拜的却是西方各路大师时髦的“新学” “后学”，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鲁迅的思想与精神，却被人们淡忘了。 诚然，学习西方也是鲁迅精神所在。鲁迅曾将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行为视为“盗火”， 或曰“拿来主义”。“盗火”的目的自然是用来烛亮民族精神，指引民族的振兴与 进步，而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徘徊步入歧途；“拿来主义”则更要“运用脑髓，放出 眼光”，“有辨别，不自私”，获取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追赶洋时髦。眼下的问 题是，学界所一拨拨引进的西方当代思想家的思想、哲学家的哲学中，有许多东西 是与提升民族精神无关，与推动中国进步无益的。相比之下，反倒是鲁迅先生的思 想更为先进与周全。令人遗憾的是，或由于缺少辨别的眼光，或基于某种夹带私货 的动机，一些著名学者或作家竟颠倒是非、混淆玉石，以这类时髦理论贬抑鲁迅为 时髦，令人可悲复可叹！ 鲁迅自不是轻易可贬倒的。也不必夸大这二三时髦学者或一些时髦理论的影响。但 这些为趋时崇洋而弃鲁迅如蔽履的事实本身说明，一些学人，离鲁迅先生期望的健 全精神与人格，依然相去甚远。而青年知识界新近所暴露出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又从另一面证实了这一点。本文不拟就此全面展开讨论，只想由民族主义破题，从 一个侧面，将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后殖民学者赛义德的理论做些比较，以阐明并 支持我的关于重视鲁迅精神当代性的观点。 鲁迅的爱国主义和“骂国主义” 对于近代的东方民族来说，如何对待或张扬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极重要又极难处 理的课题。不唤醒民族主义，落后的民族便无法摆脱殖民桎梏，独立自强。但民 族主义又是一种带有浓烈情感、渗透着群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本身便带有非理性 特征，爱屋及乌，恨屋亦及乌。民族主义一旦高扬起来，难免趋向狭隘，因循守旧、 盲目排外、残芳自赏。而对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否定，则又极易滑向民族虚无主义： 数典忘祖、盲目崇外、唯洋是尊。但要对民族主义做理性控制，使其避免趋向狭隘， 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爱面子讲虚荣的东方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曾有一个很有影 响的观点，即“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个描述性论断，它所揭露的正是近代国人 在对待西方霸权政治与先进文化时所出现的失衡现象。拿毛泽东的比喻来说就是， 当“学生”面对打自己的“老师”时，是难以向“老师”学习先进知识的。但当有 学者将这一结论视为规律，认为“救亡”与“启蒙”是现代中国之“悖论”时，却大 谬了。“救亡”与“启蒙”虽有矛盾，却绝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鲁迅先生那里，便 不存在这种矛盾。 今天，尽管中国的国力已空前强盛、西方的政治也在进步、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建立， 但西方霸权依然存在，中华民族仍相对落后，围绕民族主义的冲突依旧存在，有时 甚至会激烈地突显出来。正是由于感受到今天这一冲突之激烈，我才更深深地感佩 鲁迅，感佩鲁迅能在他那个黑暗时代里，在民族危亡之际，能一面捍卫民族尊严， 揭露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及“假洋鬼子”的洋奴嘴脸，一面坚持启智“立人”， 不懈地借助西方先进思想推动个性解放与民族进步。在这方面，鲁迅虽有偏激言论 （如“不读古书”之类），却没有片面思想。如此，才使鲁迅往往被各对立派系皆 视为异己，腹背受敌、左右挨批。但鲁迅坚持其理性价值立场终生不悔，为民族进 取现代文明死而后已。我坚信，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持有 什么高深时髦理论，而是由于他能将现代科学精神、人道立场以及对我们民族刻骨 认知与炽爱情感融为一体，自省自察自知，构成其近似本能的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力， 也形成其韧性奋进的精神和毫不妥协的文风。 一位鲁学家朋友曾告我，鲁迅的爱国主义，是以“骂国主义”表现出来的。我听后 甚以为然。其实，鲁迅何止骂国，而且骂暴君、骂愚民，更骂制造暴君、吃掉愚民 的国粹文化、阿Ｑ主义。鲁迅冷风热嘲，几乎是骂倒一片。但鲁迅的“骂”，却不 同于当代某些学者，为获盛名而毫无立场的乱骂。鲁迅是因对我们民族爱之深，才 骂之狠，且放言无忌的。要知道，当时他已有关于“球藉”的忧患意识了：“许多 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 出”。而中国人要“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 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 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大特别，便难与种 种人协同生长，争的地位”。《热风．三十六》正因如此，鲁迅的民族主义不同于 当代某些著名学者，动辄又要“送出”儒家老祖来拯救西方文明，而是搬用西方现 代文明来改造咱们的国民性。为此，他不仅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知识，也 倡导学习西方人的文明素质与道德品格；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揭露长在我们民族头 上或身上的“癞疮疤”或“无名红肿”；甚至还真诚地欢迎来自西方“殖民者”的 批判。其典型例子，就是鲁迅对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的《中国人的 素质》态度。在这本描述１９世纪末国人生活习俗性格特征的书中，对国民劣根性 多有暴露。所谓国人爱“面子”，就是该书“发现”并传遍世界的。鲁迅先生很重 视这部书，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５日，在他逝世前１４天，还这样说道：“我至今还 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 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得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 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２９７页。）这 也是鲁迅终生所期望打造的国民精神：自省自知自励自强。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半个多世纪后，这部书刚翻译出版，便遭到了中国的后殖民学者的激烈抨击， 并殃及到鲁迅。从这近乎悲剧性的逆变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中国文化中几乎 是另类形象。扩展开去，恐怕在近代东方文化中，他也是另类存在。我们只需将鲁 迅民族主义思想与后殖民学者赛义德的《东方学》加以比照，便可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庆幸，我们拥有的是鲁迅 刘禾等新锐学者引进的《东方学》，由于既是源自西方话语中心的时髦货色，又是 反西方话语霸权的“东方主义”，这便使它具有双重的理论震慑力。但解读《东方 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困难并非来自赛义德思想的深刻性，而在于他的 “后”学体系自身的矛盾。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为基础，来 解构西方“东方学”中的话语霸权的。凡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东方读者，都不难 从中听到他对西方殖民霸权的怨詈声：东方民族被“东方学”者，用“东方／西方 ＝落后／先进＝野蛮／文明”的固有模式给丑化或野蛮化了。应当说，这确属于反 映了某种客观真实的本质主义认识。某种妖魔化东方的西方“东方学”与妖魔化西 方的东方“西方学”都曾是或继续是客观存在。但这却不是赛义德所要表述的题旨。 当他得知自己被称为“阿拉伯文化的支持者，受蹂躏、受摧残民族的辩护人”时， 十分之沮丧。他说：“对他们来说，我的书的价值在于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 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这几乎与我自己 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东方学》第４２８页）这是因为，萨伊德自称所操作是 一种非本质主义方法，即话语无法传递本质，任何知识的对象都是认知主体的建构， 所以，他只是要揭示“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 来源于西方的表述技巧”，（《东方学》２９页）并非是在为东方说话。这正如陶 东风先生揭示的：“一方面，他经常表示东方学的文本或传统扭曲、主宰或忽视了 客观的东方或东方的真正特征；可是换一个地方，他又否认存在任何‘真正的东方’ 或对东方的真实再现。”（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９年日９月１５日）。这便是《东方 学》几乎永远都要被“误读”的缘由。 其实，赛义德理论的这种内在的矛盾，也是许多“后”学自身的普遍矛盾：当他们 解构各种价值的同时，也将自己预设的价值立场解构了。无立场写作，无价值批评， 对于后殖民学者来说，是高级的智学游戏，而对于前现代民族来说，则未必是福音， 甚至是灾难性的。这是不以赛义德的义愤或解释为转移的。按他主观表述的非本质 主义观点，即“东方学”描述的东方并不真实存在，东、西方原没有本质的差异， 那么，东方民族何必学习西方搞什么现代化呢？按他客观传递的本质主义信息，即 东方落后愚昧等现象，都是西方“东方学”歪曲丑化的结果，既如此，又怎能不激 起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呢？如同刘禾们认定中国愚昧落后之国民性、以及鲁迅的国民 性理论，都是源自史密斯臆造的“神话”而大愤其慨一样。总之，无论是那一种理 解，《东方学》一旦回到现实的东方落后民族文化语境中，其所作用都必然是负面 的，因为它所激起的民族自大或排外情绪，恰恰使落后民族失去清醒的价值判断力和 励志图新的进取精神。 《东方学》中曾记录了几段西方人对阿拉伯人的描述，其中包括对阿拉伯人缺少清 晰性；容易沦为“阿谀逢迎”、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浑浑 噩噩、满腹狐疑”等等人格缺陷描述。（《东方学》第４８页）这些内容与史密斯 对中国人的描述颇多相似。“东方学”者以此为据，得出西方人高于阿拉伯人的结 论，那是一种价值评价。赛义德当然可以否定这种评价，但同时，也得考证一下这 些事实，那些属于被歪曲的部分，那些属于客观存在。如同咱们阿Ｑ一样，在讨论 别人是否凭借话语霸权丑化自己之前，先得照照镜子，了解自己头部的真实状况。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癞疮疤归于人家霸权话语的虚构，那非但自己的丑陋事实不 会改变，反而只能失去提升自我形象的可能。当然，咱阿Ｑ就认为这疤美轮美奂， “粹”而特别，吉尼斯水平，那也无妨，只是与人家的话语无关。但赛义德既没否定 这些事实的存在，也没对其进行反省或反思或价值评估，而只是反复强调这种“阿拉 伯世界”是殖民话语霸权的产物，是不真实的。这样的《东方学》，被“误读”被 拥赞的结果，对于东方民族有什么意义，似乎无需多说了。 不仿再看看鲁迅。当一位教会医生在一篇序言中，称中国人为“土人”，意即“野 蛮人”时，鲁迅“当初颇不舒服，仔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因为“我们现在， 却除承受这个称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 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 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热风． 四十二》）这就是鲁迅区别并远远高出赛义德的地方。鲁迅不考虑口舌之争，而是 承认并励志改造落后的事实。赛义德则停留于话语文本层面上，无视当然更不想改 造事实。而深究下去，则鲁迅是彻底站在民族立场上为民族写作的思想家革命者， 赛义德只是处于西方话语中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鲁迅是在用他的生命为抵押， 来换取民族命运的更新，赛义德则是用他的民族命运为筹码，换回他自己的学术声望。 假如赛义德有鲁迅般的觉悟，如果他在《东方学》中能对自己民族文化进行价值分析， 即便不如鲁迅那样对传统彻底决裂，只要能做出些许理性反思，那么，在《东方学》 问世２０年后，阿拉伯世界可能会生出新局面的罢。 鲁迅先生是当代的。在《热风．不满》他早给我们写下了这样的箴言：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我们真的应该庆幸，我们民族拥有的是鲁迅而不是赛义德。但我们更应该反思，我 们怎样继承体认鲁迅先生的精神，自省不已自强不息，用行动来证明：鲁迅先生， 没有离我们远去！ 文章原载在《文艺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纪念鲁迅诞生１２０周年”专栏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